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之後，地域範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範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範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範圍為準，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範圍為準，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準處理。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

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併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絡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絡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絡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絡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絡。但是，這裡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苟子，《苟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範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

山東作為地區名稱，歷史上出現很早，而且變化很大。春秋時期，晉國居太行山以西，稱太行山以東為“山東”。北魏建都平城，五代時晉亦在太行山以西，故沿用古晉稱太行山以東為“山東”。戰國、秦、漢時期則是指崤函以東地區。因為秦在關中，故稱崤函以東六國（楚、齊、韓、魏、趙、燕）為山東六國，或雲關東六國。此時山東與關東意義相同。如《管子》書就有“楚為山東之強國”語。漢初賈誼的《過秦論》多次用山東提法，如說“秦併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有“山東之國”、“山東豪俊”、“山東大擾”等說，皆指崤函以東地區。故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卷一說：“山東之稱，古或指關東言，或指太行山以東言，不專指今山東也。”

秦漢一統之後，關中與山東（或關東）在政治上的對立消失，山東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出現廣、狹兩義。廣義的山東是沿襲戰國時的舊概念，狹義的有專指齊魯地區的意義了。《史記—酷吏列傳》載：御史大夫齊地苗川國薛（今山東壽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