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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飾還是必須要遵從一定的禮節要求。但自由思想總的來說正在逐漸走向衰落，1884~1903年間巴黎所有葬禮中有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間，卡莫克斯男人死後有實行土葬。這與聖德尼所記錄的50％的死人進行土葬的數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聖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個工人。把教育從宗教中分離出來對這些工人階級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海尼－利塔爾舉行傳統婚禮的僅佔到40％，而且在那些所謂的團結團體的努力下還形成了新的結婚誓詞和儀式。在魯貝，自由思想家教會每年要舉行50場葬禮。在死人的屍體裝棺入殮時，在下葬的時刻，當鐘聲敲響時，牧師會為這些死去的人唱頌歌。

家庭生活（4）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舉行葬禮，但是被牧師拒絕了。在諾德就曾因為這樣的要求沒有被滿足而引起騷亂。在所有宗教儀式中，初級教會成功地抵制了對它的改革，因為當時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式來表示青春期的開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質的地區，孩子的首次宗教儀式經常引發工人階級家庭的爭論（因為他們的父親可能懷有強烈的反教會的思想情緒）。

宗教儀式告訴我們他們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差異對宗教儀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農村為研究物件的人類學家對此有著深入細緻的研究。城市居民現在幾乎無事可做，他們把過多的精力傾注到了課堂裡，而忽視了家庭事務和日常生活。在19世紀，工人的私人禮儀已經和城市中中產階級的私人禮儀有了很大區別。工人的禮儀根據他們對時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們選擇的區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戶外露天廣場。私人禮儀的這種共性是他們在買衣服上投資的金錢越來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義大利人即使在經濟上比較緊張時，會在週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勞動就是他們的生命。沒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閒時間（與失業者正好相反）是工人與城市中產階級之間最大的區別。工人們利用“神聖星期一”（也就是他們星期一不用工作）與同事聚一聚，與城市中產階級的星期日並沒有多少相同之處。家庭聚會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階級慶祝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階級鄰里間相處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無法比擬的。在世紀交替期間，英國人的工作日安排得異常紛亂。工人強烈要求增加與家人待在一起的時間；然而，不能以此來推斷工人這樣做是在效法城市中產階級。

社交禮儀是多種不同因素的微妙結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人的，部分是鄉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透過這些社交禮儀，社會團體控制了他們生活的空間，併力求為他們的存在制定一些相應的規範。

19世紀的家庭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由於家庭成為社會控制最基本的單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顯加強，也更加受到社會的尊重。家庭試圖把自己的目標強加到每個個體成員身上；同時社會也宣稱，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平均主義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義被壓制，但仍然在穩步發展。結果，家庭也遭到了離心力的威脅，因為它常常會引發矛盾，有時還會導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個小社會，不僅家庭的完整性，而且家庭無價的親情都將受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