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累又不賺錢的行當幾乎讓韓國人壟斷了。我們的祖先是客家人，長著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潑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臉。我父親的兄弟們把祖父留下的幾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遠也搞不清他們有多少抵押，多少貸款，永遠也搞不清到底是賠是賺。

寄居者　1（3）

我父親是我祖父投資教育的唯一一個兒子，讀財會專業，出來好做事。報紙上天天都有招財會的廣告。我祖父貧賤慣了，一分錢學費都不能在我父親頭上白花。學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親學完財會很不走運，那年各校的財會畢業生大豐收，華人公司裡的出納位置都是一個坑三人填。他聽說接著唸書可以白花學校的錢。只要不花他父親的錢，他不反對一個個學位念下去。這樣，他學出了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後。他突然覺得他懂了華人在美國為什麼混得那麼慘。那不賴他們；那是幾千年來中國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愚盲。父親那時知道一個叫馬克思的猶太經濟學家，他很喜歡他著《資本論》的文采。

好，我的家史就說到這兒。

我母親去世時，我十二歲。那年父親的朋友把他介紹到聖約翰大學，做政治經濟學教授。我父親到了上海之後，在男女方面才開竅。其實上海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給自己放放假就來上海。各國在上海的租界裡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風化也只能管到某條大街之內，而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圖總是留下死角和夾縫。所以我父親一來上海，才發現自己在風月方面是運道很好的人。

他最終挑了個年紀僅比我大六歲的女人。他們結婚時我十六歲。在娶這個女人之前我們有過無數次失敗的長談。等他的小夫人住進來，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處滾動著她的話梅核、五香豆殼的時候，我便威脅父親要住到學校去。那時我還在唸高中。我指著父親的小夫人罵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點兒也不覺得我在罵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這句話大聲小聲罵了好幾年，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個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見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會向父親訛詐，逼出一筆錢來；看見她坐轎車出去，等車一回來，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幾條馬路兜風也好。

1938年之後，我乘車兜風時，常看見穿著皺巴巴的西裝，揹著雜貨箱串門賣貨的猶太癟三。這是我活到二十歲見過的最悽切的面孔。因為他們一點兒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們做得那麼認真，那麼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會好起來。他們還希望你千萬別看到他不體面的西裝和集中營的髮式。我突然覺得冬天的灰色黃昏中那些蒼白麵孔擊中了我，擊中了我心裡一塊從未發現的傷。

彼得的面孔跟他們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動人的一張。就在他頭一次站在領救濟餐的長隊中，向一大鍋捲心菜洋蔥湯移動時，我提著箱子、臉盆從父親的房子裡走出來。讓你這個上海小女人贏一記吧，我想。你這個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頭油、噴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門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個好樣子給父親和小繼母凱瑟琳看看。我要讓他們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麼一回事。父親還要談政治經濟救國，連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們家的政治經濟就是讓他們明白高尚不分先後，自立老少咸宜。我將自給自足，掙到去美國繼續學業的船票錢。

對我來說，理想的職位是不需要踩著鐘點上下班的那種。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邊上班一邊做白日夢。我有兩個選擇：到一家高階餐廳去彈鋼琴，或去一個闊佬傢俬授兒童芭蕾或者鋼琴。但我馬上發現私授芭蕾、鋼琴並不逍遙，男主人像所有惡俗羅曼蒂克小說中的男主角一樣，上來就動女家教的壞腦筋，而女主人都是讀這種羅曼蒂克小說長大的，嚴防自己成為這類故事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