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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感受並非偶然，因為，如果說大仲馬在處理歷史題材時常常多少總有點為所欲為的話，那麼他在《雙雄記》裡對於霧月政變的描繪卻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歷史的真實。大仲馬對於這場政變前後的國內外局勢、國內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政變過程中各主要人物的態度和作用以及他們各自的性格特點等等情況可以說十分了解，而且非常熟悉，因此，他把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其詳細經過不僅描述得準確、生動，而且極有層次。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起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米涅所撰寫的《法國革命史》，只要讀一讀這本歷史著述裡對於霧月政變的論述，人們也許就會感到，大仲馬在《雙雄記》裡對於這一重大事件的描繪，其態度顯得格外嚴謹。自然，《雙雄記》不是歷史教科書，大仲馬也不是在寫編年史，他沒有必要、事實上他也沒有僅僅滿足於把政變的始末敘述一番，他的做法是：以拿破崙為中心，全力描繪這位將軍是如何巧妙地制定政變計劃、如何大膽地實施計劃、又如何取得全面的成功的。

米涅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裡曾經這樣談到霧月政變日子裡的拿破崙：“他（指拿破崙）表現得莊重、樸實、穩健、冷眼旁觀，他已經有了一種善於用人的長處和一種不自覺的凌駕一切的作風。儘管他不急切，不浮露，卻有一種信心很足的神態，人們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種陰險的用心。”。”①我們完全可以說，這一段話就是《雙雄記》裡拿破崙這一藝術形象的基調，大仲馬不是用抽象的論述，而是用人物的動作和語言把這一“基調”生動、完全地表現出來了。在小說裡，我們看到拿破崙對於當前的局勢和自己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瞭若指掌，他胸有成竹，卻又不動聲色，他善於抓住有利的時機，做出準確的判斷，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開始行動，把對手逼進絕境，從而奪取壓倒性的勝利。在《雙雄記》裡，拿破崙的幾個對手，如巴拉斯、戈伊埃等人也並非平庸之輩，他們對於拿破崙的企圖也並非木然無知，而且時時嚴加防範，只不過拿破崙事事棋高一著，在他的鐵拳之下，他們統統顯得不堪一擊。大仲馬是一位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他對於霧月政變的成功顯然是持肯定態度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厭惡和抵制任何專制制度，因此，他在盛讚拿破崙這位凱旋英雄的同時絲毫也沒有低估或掩飾這個人物身上的陰險狡詐、野心勃勃的一面。在《霧月十八》這一章裡，我們可以讀到拿破崙在政變成功後對其下屬的一段演說——請注意，這段演說並非作者的向壁虛構：“我離開時的法國是那麼興旺，他們把它變成什麼樣子了？我離開時留下的是和平，我回來時見到的是挫折；我離開時留下的是從義大利帶回來的千百萬財富，我回來時看到的是欺詐、掠奪和貧困！”這種自負、狂妄的口氣十足地表現出這位第一執政捨我其誰的傲慢心理，一個未來的大獨裁者已經嶄露頭角了。因此，《雙雄記》裡的拿破崙，是“英雄”和“奸雄”兼而有之的，這是一個活生生的藝術形象，也基本上是歷史上的拿破崙。《雙雄記》不僅使我們熟悉了霧月政變這一時期的法國曆史，也使我們瞭解了拿破崙，法國曆史固然不是拿破崙一人創造，但誰又能夠把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