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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縛用楊子忱治江州，並將浮樑、都昌等縣暫時都置入江州府轄下，就是希望能儘快恢復浮樑瓷業與茶業……

袁州戰事之後，瀘溪煤場的舊窯也收為公產，投入戰俘開掘煤石供應袁水、贛江等水路能夠延及到的城池；董原在壽州也挖煤窯，頗有規模，林縛使寧則臣率部奪壽州，自然也是毫不留情的將壽州舊窯收為公產，欲投入人力進行擴產。

不計瀘溪、壽州以及太湖西嶺三地所產，僅淮陽、溧水、宣州、竹溪、濮塘五地煤場，迄止到現在，一年所產煤就逾兩千萬筐，價值五百萬銀元，得利近四分之一。

正是因為煤石的巨量需求以及煤場大量廉價煤的存在，才有可能忍受新式抽水機早初的粗陋、笨重及昂貴的造價，也由於早一上投入實用，新技術才會真正的根植下去，得到滋養跟發展，而不會給束之高閣。

當然，江寧城以往就是當世最重要的燒煤地，一年差不多要運入近兩百萬筐煤，才能彌補柴草的不足——戰事的摧殘以及人口的持續減少，並沒有能消減江寧的耗煤量，反而激劇增加近一倍。

一方面在淮東的控制下，江寧工坊在過去兩年時間裡，在恢復的基礎甚至有所增漲——更為重要的是戰事對傳統生產模式的破壞達到極致。

以往男耕女織、自織自足；戰後摧殘之後，各地的首要任務是恢復農耕，幾乎所有的勞動力都投入到農田、水利及道路等事務上去；傳統的家庭式織染生產模式給摧毀，而淮東價美物廉的新布趁虛而入——傳統的燒炭業也完全崩潰，使得物美價廉的煤球也得以順利的開始進入普通農戶家庭。

要是以傳統的治政模式，天下局勢由亂回治，首先就應該是叫各地恢復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林縛則大為不同，利用戰事對原有自然經濟摧殘破壞怠盡，而是趁機將江淮贛浙閩及兩湖、廣南等地形成一個供初級工業品傾銷的龐大市場……

由於傳統的織染、燒炭、造屋等業崩潰，使得大量的勞動力得以節約下來，甚至彌補了因戰爭人口下降帶來的勞動力不足；而戰後人口大幅的減少，使得有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勞動力去耕種——

以往江淮地區，戶均十畝地，一戶夫婦及子女四口人，只需要丈夫一人就能耕種十畝地，得糧三十石，而妻子在家織染或養蠶補貼家用，而農閒之時，村裡男丁則相持扶助，造屋修舍——如今夫婦二人能耕種十五畝地甚至三十畝地，得糧四十甚至八十石，而生活、生產所需的布匹、農具、陶瓷、磚瓦等物資，則可以出售糧食進行交換——這個過程看上去簡單，但本身就是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

至少在淮東、平江、丹陽、杭州、湖州、明州以及嘉興等府，近年來，人均糧食產量都要超出戰前一大截——這裡面有鐵製農具大規模使用的功勞，也有初級形成的工礦商貿體系對生產效率的進行促進。

要以傳統的治政模式，很難想象淮東在一年時間裡持續打兩場大仗之後，還能持續不斷的從淮東及江南七府及浙東等地往兩湖、江西運入大量的糧食以安頓地方民生。

當然，這個過程的形成，也需要有崇州、江寧這麼幾個工場業發達的地方，能向如此龐大的人群提供這麼多初級工業品；而以揚子江為主的河運體系，為初級工業品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廉價運輸條件，使得淮東新布經楊子江、鄱陽湖、贛江兩三千里路運到江西腹地的贛州，運費也佔不到售價的一成。

在林縛的記憶裡，江南地區在宋明時期得到充分開發後，商品經濟就迅速得到壯大，織染、巢絲、燒瓷、鐵器等傳統工坊業得到大發展，甚至後世學者認為宋明時期在江淮地區資本主義已經出現萌芽，不是沒有原因的。

林縛還不能去精細的判斷他所處的當世，跟記憶裡出現了多大的偏差，但當世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