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宗教問題的擾攘，也糾纏於內部對付蘇格蘭、愛爾蘭，向外須應付西班牙、法國、荷蘭等等的複雜情形。也發生過內戰、弒君、革新為民國、行獨裁製、復辟和第二次革命的事蹟。至於行暗殺、發政治傳單、排斥異教徒、對外成立秘密協定及英皇受外國津貼的情形還未計算在內。其時英國的人口，不過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不及20世紀中國人口百分之一，其不能管理的情形，也和中國20世紀初期大同小異。

寫這些問題的專書，當然是汗牛充棟。讀者所感覺的困難，即如一位專家所說“假說之多，遠超過對真人實事的研究”（fertility　of　hypothesis　was　running　far　ahead　of　factual　research）Lawrence　Stone，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1642，（London，1972），。還有一位專家，在指斥旁人錯誤之餘，一定要把對方罵得體無完膚。更有一位專家，著書指斥他自己過去著書帶有偏見。他甚至將自己舊著，列入新書之參考書目內，而稱之為反對派意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以局外人的立場，半途中插入意見，很難在各方討好。

但是罵人的文字很難成為歷史，怕人罵也難能寫得出歷史。我們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經驗，卻覺得因為眼光不同，英國17世紀的事不難綜合提要敘述。

凡是一個國家必定要有一個高層機構（superstructure）和一個低層機構（infrastructure）。當中的聯絡，有關宗教信仰、社會習慣和經濟利害，統以法律貫穿之。總要做得上下合節，首尾一致；要是當中聯絡不應命，政局必不穩定。補救的辦法，或改組高層機構，或修正低層機構，再次之則調整中層機構，有如重訂稅制，頒行新法律。只是英國17世紀有如中國20世紀，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同時與時代脫節，中層的社會宗教經濟法律各種支援因素都要重創。所以我們應該把英格蘭當日面臨的問題，當做在“時間上”的一個大問題看待，而不應當視作一撮小問題看待。

空說無益，就是牽涉的因素多，討論也要有線索，不能上下古今一齊來。此中關係最廣泛的當然是低層機構，而其中問題的一個核心，則是土地制度之缺乏穩定性。

英國土地，承襲封建社會的體制，照理應該極難轉讓。但是即在中世紀，已經有各種巧妙的辦法去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要是一個男人，想把自己領有的地產與他妻子領有的歸併，則可以將這地產“封”與第三者，而要他轉封回來，再封時他自己夫婦二人同時為“被封人”。要是另一個人，想出賣地產又無主權，則不妨在收取價款之後，將地產“封”與買方，但是在接收“被封者的義務”上從輕處置，甚至“每個夏天採辦一朵薔薇花”也能算數。一到17世紀，普通法的法庭（mon　law　courts）已經體驗過無數如此事蹟，一位法制史家的觀感，則是他們“用虛構的事蹟堆砌在虛構的事蹟之上，以規避歷史上的重擔”Plucknett，p�15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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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11）

我們一般印象，一個“自由產業人”（freeholder）即如今日之業主，但是遲到17世紀中期自由產業人仍有幕後業主，也還付賃租。他們的自由，不外可以將地產自由買賣，自由承繼。而這時糾葛極多的尚是“抄本產業人”（copyholder）。此類土地佔有人祖先為穡夫，只因為以前莊園法庭檔案中有他們祖先名下的檔案，他們執有抄本或者據稱有此抄本，則成為法律上的證據。考諸成例，一個人雖為穡夫，確實仍可以領有財產，只是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