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一切仍能步入常態。乾明之變的精髓，他是一點也沒學到！

北齊的政治到了這一步其實就已經玩死了，後主高緯透過常規方式已經很難完成對於這一場叛亂的清算懲誡，而這樣的權力本來就應該屬於皇帝，卻因為斛律光等勳貴與其他政治勢力的阻撓，使得皇帝這一最基本的訴求都難以伸張。

所以在接下來北周入侵、趁著勳貴大將們都忙於應敵作戰之際，後主高緯便開始大力提拔恩幸勢力，待到兵危解除之後，便也迅速展開了反殺與清算。之後便是恩幸勢力的一家獨大，無論晉陽勳貴還是河北世族都爭相加入其中。

後三國的政治格局當中，無論任何政權其內部都少不了兩個重要的組成因素，那就是軍功勳貴與世族成員，包括如今的大唐朝廷。

通常而言，軍功集團們負責開疆拓土、征討不臣，而世族成員們則負責創制典章、宣達政令，而且這二者都有非常明顯的身份特徵，故而在政治上就非常容易形成一個個的利益群體。

雖然李泰在崛起的過程當中，就一直比較注意對麾下文武人員多樣性的吸收，並不只集中在一個群體。所以一直到目前為止，朝中也並沒有出現什麼盤根錯節的政治聯盟，但卻並不意味著沒有這一隱患，而且還是天然便存在的，那就是以五姓為代表的世族群體。

能夠讓人強大的，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成為一種限制，而且對其越倚重，這限制也就會越牢固。一如北齊政權與晉陽勳貴，而李泰與五姓世族之間，也同樣存在著這樣的聯絡。

他的崛起固然主要還是依靠自身的拼搏，但出身與人脈在他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也發揮出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果他父親只是洛陽鄉里老實巴交的田舍翁李老漢，那麼基本上也就杜絕了後續一系列劇情發生的可能。

關東世族們對李泰而言，固然不像是晉陽勳貴之與北齊政權可以直接影響其興衰存亡，但如果不能有效的加以遏制，未來不久之後，關東世族必然就會成為影響大唐朝廷多樣性的一個根本因素。

由於李泰本身便出身於五姓世家，許多常規的打擊世族成員的手段不好運用。後世玩梗所謂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發展到他這裡那可得是先斬父老鄉親、五服親屬了，那要比爾朱榮還要更加的令人髮指。

之前之所以將矛頭直指趙郡李氏，固然是因為趙郡李氏本身有取死之道，加上二李之間也沒有什麼直接的親屬關係。可要是對其他大族一併如此，那就是突破人倫底線了。

李泰之所以費盡心機搞輿情批判，主要針對的還是河北世族，透過輿論給他們定下一個原罪，從而削減他們在人倫道義上的某些豁免權。

比如來年想要懲誡某位親戚，便可以說當年河北輿論對你那麼抨擊，我是不信的，還要對你委以重用，結果你來這一死出，真是該死！換言之你們本來就是一群菜雞，任用你們已經存了人情在裡邊，你們仍然做不好，那就別怪我秉公處理。

透過這種輿情的鋪墊，讓自己免於遭受涼薄、絕情之類的指摘，處於一個道義的高地上，這要比高歡父子唱雙簧更加的具有操作空間。

李泰相對於北齊統治者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他明確知曉版本答案，那就是想要在軍功勳貴和世家貴族之外營造起第三股政治勢力，並不需要大力扶植恩幸，建立起科舉等一系列的選士制度要更有效，影響也更長遠。

科舉雖然肇始於隋、成型於唐，但是終隋唐之世都沒有達到興盛的狀態，反而一度被世家大族借殼重生、成了其壟斷政治資源的新方式。一直等到五代亂世，那些世家大族遭到結構性的毀滅打擊，在廢墟中重建的北宋政權才被再次發揚光大。

由此可見，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固然有其先進性，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中也會顯現出不同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