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Baudelaire），馬拉美（Mallarme），韓波（Rimbaud），魏爾倫（Verlaine），十九世紀末詩人塞孟慈（Arthur　Symons），道蓀（Ernest　Dawson），早期的葉慈（Yeats），早期的艾略特（Eliot），包括他的《空洞的人》，奧登（Auden）的《在戰時》、《下午禱》，勞倫斯（），狄蘭·湯瑪斯（Dylan　Thomas），金斯堡（Ginsberg）的《吼》，柯索（Gregory　Corso）的《炸彈》，洛爾迦（Garcia　Lorca），梵樂希（Valery），阿波里內爾（Apollinaire），白略東（Breton），艾呂亞（Eluard），蘇白維爾（Supervielle），聖約翰·濮斯（），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杭內·沙爾（Rene　Char）和里爾克（Rilke）等。在這些現代詩人的作品裡逐漸提升出來一些語言的策略，可以幫我在香港殖民統治下特殊現代性激盪的經驗裡找到一種抗衡的起點。簡單地說，西方現代詩人為抗拒“分化而治”和知識、人性的異化、工具化、隔離化、減縮單面化的現行社會，為了要從文化工業解放出來，並設法保持一種活潑的、未變形的、未被玷汙的詩，他們要找回一種未被工具化的含蓄著靈性、多重暗示性和意義疑決性濃縮的語言。

我後來的成名作《賦格》是在身體的離散和殖民地城市香港孤立斷裂的傷錯這雙重衝擊下產生。抗戰勝利還沒有透一口氣，內戰又把中國人狠狠地隔離，妻離子散凡四十年，飽受多重的錯位的絞痛。我和一些其他的作家被迫離開大陸母體而南渡香港與臺灣，在“初渡”之際，頓覺被逐離母體空間及文化，永絕家園，在“現在”與“未來”之間焦慮、猶疑與彷徨；“現在”是中國文化可能被毀的開始，“未來”是無可量度的恐懼。五六十年代在港臺的詩人感到一種解體的廢然絕望。我們既承受著五四以來文化虛位之痛，復傷情於無力把眼前渺無實質支離破碎的空間凝合為一種有意義的整體。在當時的歷史場合，我們如何去了解當前中國的感受、命運和生活的激變以及憂慮、孤絕禁錮感、鄉愁、希望、精神和肉體的放逐、夢幻、恐懼和猶疑呢？

我站在現在與未來之間冥思猶疑，“追索”、“求索”，帶著《詩朵》時期以來的詩的語言策略，進出於傳統與現代不同文化的時空，作文化歷史聲音多重的迴響與對話，一面利用古典語彙、意象、句法的重新發明，利用中國詩所重視的呈現的方式——讓視覺意象和事件演出，讓它們從自然並置併發的湧現代替說明，讓它們之間的空間對位與張力反映種種情境與狀態來表出原是物物關係未定、渾然不分的自然現象的方式——另一面融合西方現代詩提供的含蓄多義濃縮的語言來馴服凌亂的破碎的現代中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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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5年進臺灣大學外文系的，在初期，我雖然已經認識紀弦、商禽，沉冬等人，但沒有做作品互相切磋之接觸，大部分時間一個人在圖書館裡翻閱外國的詩集和雜誌，每天把日常生活裡各種不同的經驗在日記裡試寫成詩，算是一種磨鍊吧，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發現，種下了我狂熱寫詩之外另闢途徑成為作學者追尋的種子。其一，我發現幾乎所有歐美翻譯的中國古典詩都歪曲了我們本源的美學向度，約略在大二的時候，就曾試圖用英文寫文章批判這個事實，但當時終究因為語言基礎未夠成熟，並沒有寫成，但我那時已經知道透過中國詩翻譯問題的討論，可以觸及中西美學間主要的差距。其二，在日記裡寫詩，有一次，我怎樣寫都寫不好，就轉過來用英文寫，沒想到一下就出來了，而且相當的不錯，後來這首詩還發表在印度的The　Vak　Review上面。我發現我當時要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