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很不湊巧的是。這位值班的天文館長並不是天文學家。真正懂天文的館長早已經被逮捕了。沒辦法，這個行伍出身的館長只能解釋說他需要一點時間。具體地說，不是向天文學家瞭解，而是向殘存的天文學家瞭解。

很快，汽車開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學家的門口，館長打算把他請來，請到天文館來討論這個神聖而莊嚴的課題。可仍然不湊巧的是，這位天文學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學家努梅羅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著覺，就是覺得隨時會坐牢或殺頭。當聽到窗外汽車駛近的聲音。他以為上路的時分到了。門外有人按門鈴，他過去開門，門還沒開，就心臟病猝發，死在了家門口。

其實在“大清洗”之下。他還是算運氣好的，因為總算沒有客死西伯利亞或橫屍街頭。

無奈之下。館長只好開著汽車尋找下一位。說來也奇怪，他們即將尋找的這一位也是努梅羅夫的好友。因為真正的天文學家這個時候已經所剩不多，因而，他隨時準備和好友“共赴黃泉”。好了，汽車駛近了，而且是專門抓人的黑色汽車，又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時段——深夜兩點半，那麼，還猶豫什麼呢？

難道一個60多歲的老漢，還準備再經受一番刑訊逼供而死？

還沒等門鈴響完，這位天文學家就飛身從窗子裡躍下，撲向了他終生摯愛的星星。不過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從共有黨員的人生態度上講，很可是很不時髦的。

倒黴的天文館長足足折騰了一夜，到天亮時終於弄明白了。趕緊往斯大林別墅打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

“沒有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守電話的人答道。

這小小的一幕說明，在蘇聯這樣一個從生活到自然，從生命到財產，甚至包括時間都完全被國有化的極權社會里，人是一無所有的。單是睡覺的目的，就哪裡是一個簡單的“為了工作”？有些人醒著，是為了讓別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著，別人就睡不著。

西伯利亞，“斯大林防線”。

“你帶著手槍嗎？鮑爾沙克？”

在炮兵指揮所裡，旅長對鮑爾沙克上尉說道。

鮑爾沙克上尉把手槍交了出來，他有些驚慌地看著周圍，——突然，從神情緊張地站在角落裡一動不動的隨從軍官中跑出兩個反間諜人員來，三步兩步蹦到了他的身邊。四隻手同時抓住他的紅星帽徽、肩章、腰帶、圖囊。大聲叫道：“你被捕了！”

鮑爾沙克上尉象從頭頂到腳底被澆了一盆冰水似的，找不出什麼更聰明的話來，除了說：“我？為了什麼？！”

雖然這個問題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他卻得到了回答。

反間諜人員結束了對他的搜查，與圖囊一起舀走了記錄他的政治思想的本子。看到他仍然一臉無辜的站在那裡，這使他們感到很不自在，於是連忙把他推向門口。這時一個果斷的聲音突然向我傳來——是的！穿過那隨著一聲“你被捕了”而在他和留下的人們之間沉重地落下的閘門，穿過這個什麼聲音都不敢透過的瘟疫帶——傳來了旅長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話！…；

“鮑爾沙克。回來。”

鮑爾沙克一個急轉身從反間諜人員的手裡掙脫出來，回頭向旅長走去。

他其實對旅長了解很少。因為旅長從來沒有降低身份同他作過普通的談話。旅長的臉對他來說，一直是命令、號令、憤怒的形象。現在它卻由於沉思而顯得明朗起來——是對自己身不由己地參與骯髒勾當而感到羞愧？是突然產生的要打破終身的可憐的從屬關係的衝動？十天以前他從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