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死法,活得不耐煩,便撒手告別,豈不快哉!”儘管是一介書生,吳晗的內心還是有一點壯烈情懷的,東林黨人,這大概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充滿正義和良知。雖不能至,仍然心嚮往之。吳晗從學者到鬥士的轉變,自然是後來40年代的事,但在30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經可以找到若干潛因了。傅斯年曾經對胡適說過:“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認為“此論甚中肯”。連胡、傅那些留學西洋、受過歐風美雨浸潤的大學者,安身立命之處都不免“傳統”,何況吳晗這樣從未留過洋的本土知識分子呢。
不過,在北平學界濃郁的學術氣氛籠罩之下,整個30年代吳晗基本上還是守住了自己的專業崗位,連“一二·九”運動和“七七事變”都沒有動搖他的知識關懷,讓他離開安靜的書齋。直到40年代初,事情才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瀏覽西南聯大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它的前期,儘管戰爭是那樣地殘酷,物質條件也大不如前,但因為堅信抗戰必勝,相信政府的領導能力,聯大的教授們內心仍然充滿了定力,學術氣氛也一如30年代那般濃郁。從40年代初開始,由於通貨膨脹,教授們的生活水準一落千丈,從貴族淪落為平民,整天為溫飽犯愁。社會地位下降了,政治態度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吳晗因為夫人多病,而且要同時贍養兩個家庭,無疑在諸教授中首當其衝,第一個陷入貧困。書齋是呆不住了,心情又是那樣的壓抑,再加上國民黨政治的黑暗與腐敗也日益明顯,這些外部因素使得吳晗內心那潛伏良久的社會關懷,再也無法抑制下去。1940年以後,三十歲出頭的年輕教授吳晗終於走出了象牙塔,開始過問政治。一般的聯大教授(包括聞一多),通常要到1943年下半年以後,才有強烈的政治關懷。吳晗顯然先行了一步。在這其中,夫人袁震起著某種非常重要的作用。袁震原是董必武的學生,她很早就參加革命,思想左傾,她對吳晗的影響顯然是不言而喻的。後來吳晗與中共發生緊密的聯絡,都是袁震牽的線。這樣,吳晗的介入政治,從一開始就不是自由主義的姿態,而是激進的左翼立場。
吳晗的摯友羅爾綱,曾以八個字評價亡友的性格:“豪放不羈,忠厚誠篤。”豪放不羈,意味著吳晗具有東林黨人嫉惡如仇、敢說敢為的壯烈情懷。在那個需要知識分子站出來說話的年代裡,吳晗表現出驚人的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由於他在民主運動中太活躍、太激進,傳說清華將不給他發聘書。好心的人勸他少講點話,吳晗頓時瞪大了眼睛,情緒激奮地說:“什麼?要我少講話?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學歷史的,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滅亡時,總有些殉國的志士,今天中國到這種局面,也該有殉難的人了,我早就準備好了,有什麼關係!”。當年聯大的教授們,雖然因為各自的信仰差別,有唱高調的,也有唱低調的,但他們的人格與信念往往是一致的。像吳晗和聞一多,不會因為抗議專制政治有人身危險,或者要掉飯碗,就轉而玩聰明的把戲,不打主人專打走狗,在同道身上發洩仇恨,施行道德的拷問,以滿足一己之崇高快感。他們不會這樣卑劣,他們總是以血肉之軀直面最黑暗的勢力,最腐朽的體制。那些溫和的甚至保守的同事儘管對他們的激進不一定贊同,甚至頗有微詞,但無不佩服他們的人格,佩服他們的言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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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3)
除了豪放不羈,吳晗的性格中還有忠厚誠篤的另一面。他的大部分知識來自傳統的古籍,較少西方個人主義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身上體現出更多的是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傳統。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吳晗對知識分子的理解似乎沒有更多的現代色彩,仍然以“忠誠”為核心,只不過後來以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