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作家，無非就是寫過幾本小說！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說真會象別人指控的那樣是出於“反革命”的目的？

這種情況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變。當時，“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了上海鉅鹿路的作協機關。巴金這才感到自己的問題似乎有了一點轉機，因為“工宣隊”和“軍宣隊”畢竟與造反派有所不同，他們是帶著毛澤東的上方寶劍而來的，他們會對自己實事求是。然而讓巴金大為失望的是，對他的批鬥仍然沒有停止，不久，他們這些“黑幫”們又被送到松江縣辰山公社參加〃三秋〃勞動，巴金竟然還受過幾次難以忍受的〃田頭批判〃。

這樣的苦日子又過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鉅鹿路作協機關。

不知為什麼“工宣隊”對他的看管稍稍放鬆了一點，這時候，還允許巴金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會。當然更多的時間仍是對他的批判，不過調子已經變了，不再提巴金是“反革命”和文學界的“黑老K　”了，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和大毒草〈《家》、《春》、《秋》。巴金漸漸意識到對他的批鬥高峰已經過去了，在這種時候他開始悄悄的重溫歷史，並千方百計尋找文藝類書刊去讀。可是，那種年月到何處去找想看的書呀？

後來有一天，他在鉅鹿路作協機關搬東西的時候，無意間從地上揀到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獄篇》，巴金如獲至寶，一有時間就悄悄的背讀，後來他為不讓自己經常不拿筆的手不至於不會寫字，就開始在“牛棚”裡偷偷抄寫這本書，在悽苦無奈的年代裡這就是巴金心中追求的最大樂趣了。

1970年春天，巴金開始從鉅鹿路轉移到松江縣的辰山公社勞動。春節後他又被押往一個更加陌生的地方——奉賢縣五七幹校。這時的巴金已是66歲、頭髮開始花白的老人了。他沒想到自己竟被編進了上海文化系統的某團第四連，在幹校裡專幹一些他力所不及的重活，如搬運稻草、抬糞水、種菜、餵豬、搓繩等等。當然，如果在這裡只是讓他勞動，倒也是巴金能夠接受的；這幾年他在這裡已經把乾重活當成了一種苦悶中的解脫，讓巴金無法承受的還是不間斷地被人押回上海批鬥和遊鬥。因為每一次讓他作“噴氣式”和脖子上掛大牌子游街的時候，巴金都感到體力有些不了，有時他甚至一場批鬥下來，滿頭都是淋漓的大汗了。

現在當巴金又出現在奉賢幹校門前，他心裡反射般地狂跳起來。但是，巴金必須要走進去。回到奉賢幹校不久，巴金就壯著膽子提筆給幹校的“工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報告

我愛人蕭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發高燒到攝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時超過三十九度。曾到醫院掛急診號檢查治療，並不斷看中醫服中藥。兩天前還到地段醫院拍過片子。

但自今還沒有檢查出病源，三十幾天中熱度始終不退。現在她一面繼續服中藥，同時還準備繼續進行檢查，急需醫藥費較多，多從生活費中挪用，今後開支相當困難，擬請另發醫療費一百元，以便繼續給蕭珊治病，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統直屬四連連部 巴金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巴金好不容易把這封信遞了上去，誰知卻無人理睬。

巴金在這裡勞動也不安心，只要想起蕭珊，他腦子裡就會出現她那雙含著憂鬱的眼睛。就在這度日如年的日子裡，有一天，巴金忽然接到小兒子寫來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訴巴金一個讓他大吃一驚的訊息：媽媽患的是腸癌！

巴金眼前一黑，就再也支援不住了！他把那封信還沒有讀完，就一頭裁倒在田地裡了。沒有什麼比蕭珊患上如此嚴重的疾病對他打擊更大的事了。自從1966年夏天以來，巴金好象忽然走進一個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