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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寡頭經營的公司，如萬藝集團，會把他們的一部分安全保衛工作外包給SIC和VIS。有些人則喜歡組建自己的保衛機構。後來，伊利亞·索菲亞非常小心地同那些黑幫分子脫離了干係。但是，在早些時候，他同幾個最臭名昭著的黑幫頭子都是好朋友。特別是，他同SIC的一個頭頭，姆拉登·米哈伊洛夫（Mladen　Mihailev）（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馬達厚Madzho）一起工作過，並不是因為馬達厚開始時曾經給伊利亞開過車。指責伊利亞·巴甫洛夫選擇這樣一種生活，走上嚴重*、大盜竊罪和有組織犯罪之路，是不公平的，他並不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在保加利亞政府幾乎崩潰時，他抓住了機會。人們會發現，在整個東歐地區，當國家在崩潰併發生轉變之時，法律總是第一個被踐踏的。資本主義直到1989年才開始存在，並且那些完全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轉變來的絕望弱國，根本沒有能力去界定什麼是“合法”，什麼是“非法”。他們既沒有錢，也沒有經驗來監管新生的商業匯兌業務。那些在共產主義結束後的前三年中身居要職的人們，常常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在不斷的嘗試中制定著美麗新世界的各種規則。

那是1991年一個明亮而又溫暖的春日，我把車停在了薩格勒布（Zagreb）＇　薩格勒布：薩瓦河畔一城市，位於貝爾格萊德西北偏北，原來一直是克羅埃西亞的重要城市，19世紀時，它是南斯拉夫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箇中心。——譯者注＇市中心卡耶瓦大街（Gajeva　Street）的埃斯普拉內德酒店（Hotel　Esplanade）門前。從維也納一直開四個小時到這裡，對我那輛黑色的四輪驅動的奧迪來說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毫無疑問，這是我所開過的最棒的車，比英國廣播公司的標準配車要稍勝一籌，但是在1989年的革命期間，在東歐那更加不可預料的道路上，在暴風雪中，我經歷了幾場驚心動魄的旅行，因此我堅持要求配一輛四輪驅動的汽車。當我走下車時，一位陌生，並且稍微有些緊張的門童向我要鑰匙，以便幫我停車。這是埃斯普拉內德酒店的常規，因此，我把鑰匙交給了他。

各種中間人如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和戴維·歐文勳爵（Lord　D*id　Owen），以及來自該地區、歐盟和美國的多位部長，來來往往進出於埃斯普拉內德酒店。他們接下來要宴請僱傭兵們，滿屋子都是這些人，他們都期盼著有利可圖的戰爭。或者要宴請那些背井離鄉的克羅埃西亞年輕人，他們來自加拿大的埃德蒙頓（Edmonton）或者美國俄亥俄州（Ohio）的克利夫蘭（Cleveland），這些人都隨時準備為一個他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祖國而獻身。　。。

1。　美國人之死（9）

第二天早上，我到車庫尋找我的奧迪車，卻不見了。我還不知道，我的車在接下來的幾周裡經歷了一場神秘的旅行，最後抵達200英里外的西黑塞哥維那（Hercegovina）＇　西黑塞哥維那：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的一個州。——譯者注＇的首府莫斯塔爾（Mostar），在一箇舊車市場裡等待著新主人。到那時，我已經獲得了保險公司的賠償（幸運的是，奧地利保險公司還沒有把南斯拉夫排除在外，因為他們已經將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排除了），因此，我再也沒有見到我心愛的奧迪車，此時，肯定已經被波黑某位新興的軍閥霸佔了。

因此，我也成了歐洲發展速度最快的行業——汽車盜竊的受害者。每個月在北歐的大街上都有數以千輛汽車被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