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特色，例如《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孟子、韓愈和歐陽修文章的評論就很精當。

蘇洵作詩不多；擅寫五古；質樸蒼勁。後來的宋人葉夢得評其詩“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雖然總的成就遠遜於散文，但是現在在沈歡看來，讀來也頗有韻味不管沈歡心中如何緬懷。蘇洵真的去了，他地喪事，在十月來臨的時候，也已經辦完。因為三蘇的名氣，喪事辦得雖然不盛大，卻也很隆重，不說沈歡這些年輕人到場，就連司馬光等人也出席了喪事，甚至歐陽修也曾到場上過香歐陽修不單是文壇領袖，還可以說是三蘇的老師。當年蘇洵來京，能轟動京城，與歐陽修的推薦與盛讚脫不了關係，這次到場。也足以表達他對蘇家的看重！

唯一遺憾的就是王安石沒有到場，他只派了兩個兒子送來輓詞。沈歡心中苦笑不已，王安石的倔脾氣，最是令人感覺無奈的，人家就連在河南做官的曾鞏特意回京一次，王安石卻連請都不來！

“唉！”沈歡心中也不無可惜，若是王安石也到場，那麼這次喪事倒足以讓後人感慨了………唐宋八大家裡。活著地都聚在了一起。可惜事情總是不美滿的。

沈歡是皺著眉頭看完蘇軾兄弟的悲哀之色的。也許是現世抱吧，當年王安石喪母。士大夫與出了名的文人都到場了，唯有蘇洵不去，這也許是他們矛盾的最大體現吧。張方平就在一篇墓文裡說過：“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張方平現在為官，人緣頗廣，既是王安石的朋友，也與蘇洵相交，他的話應該比較可信。這也是《辨姦論》給言之鑿鑿說是針對王安石的一大證據！

其實撇開《辨姦論》裡的人身攻擊不談，蘇洵與王安石地矛盾，應該不大可能是為人性格上造成的，蘇洵不必說，是傳統君子，除了言論比較雄奇外，其他與司馬光差不了多少。至於王安石，除了性格比較古怪外，說他是小人，也太過沒有道理！那麼，他們為什麼會造成老死都不相往來的局面呢？

沈歡疑惑之餘，仔細排查，終於發覺他們更多的分歧是體現在政治觀點上，相當大地程度是政見不同造成他們的矛盾不可調和：沈歡不記得在那裡看過一篇記錄，其中說道：“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佑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為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眾。以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

這些記載已經說明仇怨是雙方共同種下的，決非僅僅一方。蘇洵所上書，名震京師，“一時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獨不嘉之”。這說明他們的交惡與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分不開。王安石認為“蘇明允有戰國之學”，“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

其實兩人的政治矛盾，更多體現在嘉佑三年都曾向仁宗上言事書裡。把這兩封上皇帝書作一番比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變更天下之弊法”。蘇洵在《上皇帝書》中卻說：“法不足以制天下。”這當然說不上是蘇洵在反駁王安石地觀點，因為蘇洵早在《議法》中就說過：“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議法》是蘇洵名震京師地文章之一，王安石顯然是看過的，而且不同意他地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書》中說：“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財無道耳。”蘇洵在《上皇帝書》中卻說，宋王朝財政拮据，人民負擔過重，恰恰是“費出之無節”造成的：“靡費帑廩，以賞無用之兵；一經大禮，費以億萬。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見他們的觀點有明顯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強調變法，蘇洵強調改革吏治，在經濟上，王安石強調開源，蘇洵就要求節流。

當然，沈歡現在無意去分辨兩人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