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得知這道緊急命令時，他正在修改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基本內容，就是幾天前他在資政院議論新刑律的演說中所闡述的，化為論文時，他可以將道理說得更深刻些。他準備將這篇文章送給《帝國日報》去發表，以便讓國人都知道這部新刑律與舊刑律的最大區別是什麼，為此他給這篇文章標了個醒目的題目：論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區別。

楊度記得，幾個月前，法部侍郎沈家本邀他參加制定新刑律時，明確地指出，中國的舊刑律，其立足點在家族主義，所謂夷三族誅九族等，皆以家族為本位，而新刑律的立足點應放在國家主義上。楊度十分贊同沈家本這個觀點，認為這樣的刑律與西方先進國家的刑律相接近，才有時代的氣息。但有不少人反對，勞乃宣便是反對最烈的一個。他說，中國數千年來的禮教乃天經地義不能移易，有之則為中華，無之則為夷狄，有之則為人類，無之則為禽獸。中國的刑律須以中國的禮教為基礎，禮教首重君臣父子之倫，所以刑律不能捨家族主義。沈家本鼓勵楊度等人不要受勞乃宣之輩的干擾，把新刑律制定好。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一部大異於歷代舊刑律的新刑律制定出來了。為了取得資政院的透過，主要制定者楊度受法部之託，作為政府特派員向資政院的議員們演說。

楊度在大會上滔滔不絕地演講了兩個小時，將刑律不能不改良的理由以及新刑律與舊刑律的異同之處作了詳細的說明。他特別強調指出，建築在家族主義基礎上的舊刑律非改革不可。按理說，一國之官吏應該對國家負責，而中國過去則不然。一個人做了官，一定要為他的家族謀利益，如此官員一定貪汙。因為只有貪汙，他才能給家族帶來實利，他才是家族的孝子賢孫。今日中國各種弊病的根由，都是緣於這樣的孝子賢孫太多，而忠臣太少。因此，要救中國必須大力提倡國家主義，日益削弱家族主義。此乃新刑律的精神之所在，即與舊刑律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楊度的演說博得大多數議員的理解，掌聲經久不息。新的刑律就這樣順利地透過了。

想起那天透過新刑律的情景，楊度至今仍很激動：總算為中國的法律建設做了一樁實事。他本欲把國家主義對今日中國的重要性再深刻地論述一番，但現在不行了，他非常清楚此番使命的特殊意義。

武昌出事的訊息，他是午後看到《帝國日報》才知道的。放下報紙後，他想了很多。

事變的發生，他一點也不意外。自從兩宮同時死去以來，國家幾乎沒有安定過一天。廣州的黃花崗暴動，長沙的搶米風潮，都鬧得全國沸沸揚揚，尤其是近來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四省的保路運動已成風潮。在四川，居然全省紳民團結一致，罷課罷市抗捐，軍隊都鎮壓不了。由於皇族內閣的建立和對和平請願團體的驅逐，使得朝廷人心喪盡。京師茶館酒肆，公開罵朝廷的話都可以放心大膽地說了。人們普遍地意識到，現在是全國到處都鋪滿了乾柴，只要一點點火星，便可以引起燎原大火來。說不定武昌這起事變，就正是投在乾柴上的火星！

不過，這起事變是由新軍挑起的，而且一夜之間就輕輕易易把省垣佔領了，這兩點又大出楊度的意外。早就聽說，朝廷花大力氣訓練的新軍裡混進了不少革命黨。看來，這個傳說是有根據的。軍隊是維持朝廷的支柱，支柱已被挖空，朝廷還能維持得下去嗎？一個處於腹心地帶的大省省垣，幾聲炮響後就變了旗幟，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的虛弱，不是暴露無遺了嗎？楊度想到這裡，陡然有一種大樹將倒、大廈將傾的預感。奕劻等人直到這個時候才想起袁世凱，大概為時已晚了。

那年冬天送別袁世凱後，楊度即給妹妹去了一封信，轉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