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的需要，真正的，系統的氣象學就是在大戰期間誕生的。當時，對氣象最為關注的肯定就是各個國家的海軍了。

在24年，美國還沒有參戰的時候，帝國海軍就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氣象研究機構，最初是由海軍司令部總參謀部下屬的一個機構領導，而隨著氣象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到26年初，這個部門已經直接向海軍總參謀長負責了。當時，主要的研究還是集中在實際應用方面，比如怎麼系統的分析氣象變化，以及怎麼來探測，與判斷氣象的變化，這其中既有理論方面的分析與研究，也有很多的實際工作，比如，最早提出研製氣象雷達的就是這個部門，並且得到了海軍的全力支援。

可問題是，當時的對氣象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最重要的理論體系還在完善與總結之中。另外，觀察氣象變化，特別是海洋氣象變化的手段相當有限，氣象預測的準確性也就不會高到哪裡去了。有的時候，為了協助策劃戰役行動，甚至會集中幾十名氣象學家，可這些學家得出的結論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進攻澳洲大陸的時候，海軍就組織了三十多名專門研究海洋氣候變化的學者，希望他們能夠預測出在今後的氣象變化，這樣就可以將登陸時間安排在最有利的時候，可結果，這三十多名學者拿出了六個結論，而且是六個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矛盾的結論，搞得海軍司令部差點就要追究這些學者的責任，追查海軍每年提供的那麼多的研究經費到底花到了什麼地方！

到了28年，這個情況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其實制約氣候變化預測準確性的主要因素就是當時沒有有效的觀察與探測手段。不管是氣象偵察機，還是在27年底出現的氣象雷達，實際上都只能夠探測有限範圍內的氣象變化與運動情況，而不可能對上千公里，甚至幾千公里外的氣象變化有所察覺。而當時的理論研究已經證明，氣象變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且很多重大氣象變化都是由上千公里，數千公里，甚至是地球另外一邊的某些因素引起的。當時，還有人提出了“蝴蝶理論”，認為氣象變化是不可預測的。不管這個理論是否正確，最終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在當時，要想準確的預測幾天之後的天氣情況，那絕對是一件極為困難，甚至是在賭運氣的事情。

正因為如此，指揮軍隊作戰的將領也往往會故意忽略掉原本不應該忽略的天氣因素。即使是在必須要考慮天氣因素的情況下，指揮官也會盡量縮短預測的時間。這在減少了預測難度的同時，也增加了作戰行動的不可控因素，從而增加了作戰行動失敗的可能性。在整個大戰期間，因為天氣因素而導致失敗的戰役多不勝數。不說別的，在大陸戰場上，就是因為天氣變化超過了預測範圍，結果導致多花了一年多才擊敗俄羅斯，導致數十萬帝國將士，以及更多的德國官兵，波斯帝國的官兵血染疆場。同樣的，在海洋戰場上，天氣變化帶來的影響也極為嚴重。在太平洋戰場上，就有好幾次戰役因為天氣突然變化，結果使戰役失敗，或者是被迫終止。

談仁皓不是沒有吃過老天爺的苦頭，在太平洋戰場上，至少有兩次戰役行動因為天氣因素而出現預料之外的結果。可問題是，談仁皓不是氣象學家，他只懂得極為膚淺的氣象學知識（這是將領必備的常識），更不可能對天氣變化做出準確的預測。也正因為之前吃過幾次虧，所以談仁皓對天氣預報總抱著一種不完全信任的態度。當時，也沒有幾個將領會真正的把天氣預報放在心裡，最多隻是在策劃戰役的時候確定一下在戰役進行期間有沒有惡劣天氣出現，而普通的天氣變化，往往都不會受到重視。

也許正是因為談仁皓不太重視天氣預報，結果再次受到了老天爺的懲罰。可這也不能怪他，要怪，也只能怪老天爺不作美，或者是那些天氣預報軍官的業務能力不足，沒有能夠提供準確的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