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兩句話——“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認真做去。梁漱溟啃讀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與苦相始終的，人一降生，就與缺乏相伴俱來。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滿足是暫；缺乏是絕對的，缺乏之得滿足是相對的。人生的苦樂並不決定於外界環境的好壞，純粹取決於主觀，根源在自身的慾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慾望無窮盡，一個滿足了，另一個又會冒出來，很難全部滿足。當時，梁漱溟頗有點走火入魔，他十八歲即立誓不結婚，十九歲開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眾生，他決定從實處做起，精研醫術，懸壺濟世。

執教北大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上連載《窮元決疑論》，其中心內容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論，獨崇佛學。說來湊巧，蔡元培剛從歐洲回國，已接任北大校長，他讀到這篇文章，發生興趣，便決定聘請梁漱溟為北大講師，講授印度哲學。試想，一位二十四歲的青皮後生，沒上過大學，沒喝過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睞，就可以手執教鞭，登上北大哲學系的講堂，別說現在我們無法想象，當年也無法想象，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間，群賢薈萃，百家爭鳴，梁漱溟躋身其間，感到不小的壓力，他深恐不能勝任這一教職。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擔心難以擔當這個職位，只權當來這裡研究、學習好了。”天下有這樣香噴噴的餡兒餅砸中梁漱溟的腦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開“佛教哲學”、“印度哲學”課程，又開“孔子哲學之研究”，既替釋迦說個明白，又替孔子說個明白，佛儒並舉，兩不偏廢。

正當梁漱溟的思想邁向豁然開朗之境，其父梁濟卻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梁濟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於清朝的覆亡，更痛心於“風俗”和“正義”的墮落。他一度也想尋求精神的出路，兩次投書剛由歐洲歸國的梁啟超，五次踵門拜謁，求寫一副扇聯，均未得一字迴音，未獲一面之雅。其後，他從報紙上得知梁啟超為伶界大王——“小叫天”譚鑫培題寫刺繡“漁翁圖”，有“四海一人譚鑫培”的溢美之詞，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離六十歲生日只差幾天，梁濟完成《敬告世人書》後，即自沉於北京積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產生震驚作用，讓譭棄傳統道德的世人捫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遺書中寫道：“其實非以清為本位，而以初年所學為本位。”他認為世局日益敗壞，竟至於不可收拾，乃是由於一班政客軍閥朝三暮四反側騎牆，不識信義為何物所致。梁濟的自殺早於王國維的自殺，他的死確實產生了轟動效應，報章連篇累牘地報道，國務總理不甘人後，也寫了還願匾。廢帝溥儀則乘機頒“詔”，賜諡褒獎。有哀感生敬者，當然也不乏批評蔑視者。梁濟自殺後，梁漱溟深感內疚，他回憶父親對他的多年教誨，反思自己的一貫忤逆，不禁深深自責。經此人倫慘變，梁漱溟閉關讀書，苦苦思索，兩年後，他宣佈棄佛歸儒。對此，他的說法是：“我不是個書生，是個實行的人。我轉向儒家，是因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與人世間的需要不相合。其實我內心仍然持佛家精神，並沒有變……佛家也有派別。小乘過去被人稱為自了漢。大乘則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為了度眾生。度眾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這麼說，梁漱溟的道德勇氣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導他實踐的則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兩次婚姻生活

梁漱溟獨崇佛學期間，不僅茹素不婚，還發願要出家，直到父親自殺後，他才自咎不孝，放棄披剃的念頭。1921年，梁漱溟經友人伍伯庸作伐，與伍的小姨子黃靖賢結為夫婦。梁在相貌、年齡、學歷上都無計較，只要對方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