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朱樉的性子直，可這朝廷的決策，哪能輕易更改呢，便回了一封詔書，安撫了一下朱樉，同時也再次強調了調整規制的重要性，讓他莫要違抗。

朱樉收到詔書後，雖滿心的不情願，可也不敢再公然反對了，只能憋著一口氣，繼續按朝廷的要求做著調整。

晉王朱棡倒是按部就班地執行著謀士的計策，表面上一切都依從朝廷，護衛軍的編制也調整得妥妥當當，還時常向朝廷上表彙報封地的情況，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讓朝廷對他的戒心也少了幾分。

可就在各藩王都在慢慢適應這新的權力與規制之時，又有傳言說朝廷還在謀劃著進一步的舉措，要繼續削減藩王的一些特權，這訊息如同陰霾一般，籠罩在各藩王的心頭，讓他們又開始不安起來，都在猜測著朝廷下一步究竟要怎麼做。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諸侯、領主等權力規制調整以及面臨局勢等情況，且與1395年調整我們藩王權力與規制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國內的諸侯們同樣面臨著王權的制衡與權力規制的調整。國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開始限制諸侯們的司法權、徵稅權等特權，要求諸侯們需向國王宣誓效忠，並且在軍事上要聽從國王的調遣。不過英國的諸侯們多是透過與國王簽訂契約的方式來明確彼此的權利義務，若國王違反契約，諸侯們便有理由進行抗爭。這與大明透過朝廷直接下達詔令來調整藩王權力與規制不同，英國更側重於這種契約式的權力制衡，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體制與權力調整方式的差異，英國重契約約束下的權力制衡，大明則重朝廷詔令下的藩王規制調整。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國王與地方領主之間的權力鬥爭也頗為激烈。國王試圖透過分封、聯姻等手段，將地方領主納入自己的統治體系，同時逐步削弱領主們的獨立性，比如限制領主私自招募軍隊、自行鑄幣等權力。但法國的領主們往往會聯合起來，透過在貴族會議上發聲，或者藉助教會的力量，來與國王進行談判，爭取維持自身的權力。相較於大明藩王們雖有不滿卻大多隻能私下謀劃應對的情況，法國的領主們更善於透過集體的、藉助外部力量的方式來應對權力調整，體現出不同國家治理理念與權力鬥爭策略的差異，法國重集體協商與藉助外力的權力博弈，大明則重個體應對與內部權衡的藩王策略。

在奧斯曼帝國，其疆域遼闊，內部有著眾多的總督、貝伊等地方勢力，蘇丹對這些地方勢力的權力管控也在不斷調整。蘇丹會透過任命親信、調換職位等方式，確保地方勢力對自己的忠誠，同時限制他們的軍事、財政等權力，防止地方勢力坐大。在這個過程中，宗教因素起著重要作用，蘇丹往往以宗教領袖的身份來強化自己的權威，讓地方勢力服從命令。這與大明調整藩王權力與規制時主要基於皇權和朝廷的考量不同，奧斯曼帝國更注重宗教影響力在權力調整中的運用，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與權力管控方式的差異，奧斯曼重宗教權威下的地方勢力管控，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藩王規制調整。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內部的商業家族、貴族等勢力之間也存在著權力的博弈與調整。為了爭奪海上貿易的主導權、港口資源等，不同家族之間會透過商業議會來制定規則，調整彼此的權力範圍，比如規定各家族的商船數量、貿易航線等。若有家族違反規則，便會受到其他家族的聯合抵制。與大明藩王們圍繞著軍事、政治權力被朝廷調整不同，威尼斯更側重於商業利益相關的權力調整，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與權力調整重點的差異，威尼斯重商業規則下的權力博弈，大明則重政治軍事權力的藩王規制變更。

在阿拉伯地區，部落眾多，各部落首領的權力相對獨立，但也會受到宗教領袖以及部落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