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一般來說，對於違反忠誠、廉潔等武士道準則的官員，會給予嚴厲的斥責，情節嚴重的可能會責令其切腹自盡或者沒收部分領地等符合武士道傳統的處罰方式，不過由於各地大名的管理風格和對武士道精神的理解不同，處理的標準和力度也存在差異，不像大明有著統一的朝廷律法和嚴厲的執行力度，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格局與反腐處理特性的差異，日本重武士道精神約束下的差異化反腐，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統一嚴厲反腐。

在朝鮮李朝，秉持儒家思想，其對於官員的貪腐行為極為反感，朝廷會依據儒家的道德規範和禮儀制度，結合本國的律法，對貪腐案件進行嚴肅處理。朝鮮李朝注重透過教育和道德感化來預防官員的貪汙腐敗，在處理案件時，除了給予相應的律法懲處外，還會強調對官員的道德譴責，讓其在精神層面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會利用儒家的家族觀念，對涉案官員的家族進行一定的警示和約束，與大明在處理郭桓案時主要從律法層面進行嚴厲打擊略有不同，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根基與反腐方式的差異，朝鮮李朝重儒家思想引領下的綜合反腐，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律法主導式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