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塵看著這戰後的景象，心中滿是感慨，他知道，這流民起義雖是被平定了，可若朝廷不能真正解決流民的生計問題，日後怕是還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農民起義或者社會動盪以及相應的平定情況，且與大明荊襄流民起義平定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朝鮮李朝，當時也面臨著因土地兼併、賦稅沉重等原因導致的農民生活困苦的情況，偶爾也會出現小規模的農民起義。朝鮮朝廷在平定這些起義時，往往會採取較為溫和的手段，一方面派遣軍隊去維持秩序，另一方面會同時著手調查農民們的訴求，對不合理的土地政策、賦稅制度進行調整，試圖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的起義。與大明荊襄流民起義平定過程中先武力鎮壓，後招安並嘗試解決部分流民生計問題的做法有相似之處，都是為了恢復社會穩定，不過朝鮮更側重於在平定過程中就去解決引發起義的根本矛盾，體現出不同國家在應對社會動盪時治理理念的差異。

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向戰國時代過渡階段，各地大名割據，戰亂頻繁，農民們不堪忍受戰爭的破壞和大名們的剝削，時常爆發起義。但由於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權來進行有效的平定，各地方的處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大名會選擇殘酷鎮壓，以殺雞儆猴；有的則會透過與起義農民談判，許以一些好處，換取他們的歸順，不過這種情況往往很不穩定，容易再次引發衝突。這與大明由朝廷統一派遣軍隊、有較為明確的平定策略來處理荊襄流民起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反映出不同政治格局下對社會動盪應對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法蘭西王國在中世紀晚期，同樣面臨著農民因封建領主的剝削、教會的壓榨以及連年的災荒等原因而生活艱難的狀況，不時會有農民起義發生。法蘭西的國王在平定這些起義時，會聯合教會以及一些支援王權的貴族力量，採取軍事鎮壓與分化瓦解相結合的方式，比如對起義中的領導者進行嚴厲打擊，而對普通參與者則承諾減輕賦稅等條件，引導他們放下武器。這與大明在荊襄流民起義平定中對劉通等首領和普通流民區別對待，以及用招安手段有相似的策略運用，不過法蘭西的情況因涉及到王權、教權、貴族等多方利益關係，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更為複雜多變。

奧斯曼帝國在其強盛時期，疆域遼闊，民族眾多，不同地區的農民、牧民等群體也會因為各種經濟、政治、宗教等因素產生不滿，進而引發一些區域性的動盪。奧斯曼帝國在平定這些問題時，會充分利用其多元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派遣當地有威望的宗教人士或者貴族去進行安撫勸說，同時動用軍事力量進行威懾，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解決方案，這與大明針對荊襄流民起義依據當地地形、流民情況等因素採取相應策略平定有著相似的因地制宜的特點，只是奧斯曼帝國由於其複雜的民族文化背景，在具體操作中涉及到更多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問題。

義大利半島上的諸多城邦國家，如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城邦內部的手工業者、底層市民等群體有時會因為經濟利益分配不均、政治權力受限等原因發動起義。城邦的執政者們通常會先嚐試透過談判協商的方式，滿足起義者的部分合理要求，比如調整商業稅收政策、給予市民更多的政治參與權等，若談判破裂，則會動用僱傭軍進行武力鎮壓。這與大明荊襄流民起義平定中先是招安不成後武力進攻的過程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在權衡利弊後選擇不同的應對手段，不過義大利城邦國家更注重在城邦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平衡，而大明則更多從全國層面考慮流民問題的解決和社會的穩定。

李逸塵站在襄陽城的城牆上，望著那逐漸恢復生機的城外田野，心中感慨萬千。他想起這一路走來，經歷的戰火紛飛，看到的流民們的苦難與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