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明依據朝廷律法嚴格懲處不同，阿拉伯地區更注重地方傳統習俗的運用，反映出不同地域政治權力結構下對違法犯罪行為處理的特點，阿拉伯偏向地方自主裁定，大明則是朝廷律法主導。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各地大名掌控著地方事務，官員出行在大名領地內靠大名的武士隊伍護衛。若出現劫持官員之事，大名會依據自己領地內的規矩來懲處，常見的有切腹謝罪、流放等方式，而且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影響著對這類事件的看法，認為保護官員是武士的職責，若失職也會受到相應懲罰。與大明從朝廷層面考量、以律法為準繩不同，日本更看重武士階層的責任和領地內的傳統規範，體現出不同政治格局下對維護官員安全及懲處犯罪行為的不同理念，日本以武士主導，大明則是官府主導司法。

在朝鮮李朝，朝廷重視治安維護，官員出行有相應的護衛安排。若遇到有人妄圖劫持官員，會按照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律法進行懲處，注重教化與懲罰並重，比如先對犯罪者進行思想教育，讓其認識到錯誤，然後再根據罪行輕重施以笞刑、徒刑等刑罰，希望透過這種方式讓其改過自新，與大明在懲處理念上有相似之處，但又因朝鮮自身受儒家文化影響較深而有獨特的處理方式，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下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理特色，朝鮮以仁政和教化為主導，大明則是律法威嚴與酌情考量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