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反對多圍繞著資源分配、部落地位等實際問題，且透過部落會議、長老協商等方式來解決紛爭。與方孝孺從大義角度反對成祖即位的情況相比，阿拉伯地區更注重部落實際利益和傳統習俗，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與反對緣由的差異，阿拉伯重部落習俗與利益平衡，大明則重祖宗之法與君臣大義。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將軍的即位需要得到各地大名的認可與支援，若在過程中出現違背傳統或損害大名利益的情況，大名們便會透過各種方式表達不滿，甚至可能聯合起來對抗。不過日本的這種反對多是基於封建等級秩序下的利益訴求和權力分配，不像方孝孺那般純粹出於對正統皇位繼承的維護，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格局與反對本質的差異，日本重封建秩序維護與大名利益訴求，大明則重正統傳承與忠臣氣節。

在朝鮮李朝，秉持儒家思想的朝鮮，君主即位也講究正統性，若有不符合嫡長子繼承等傳統方式的情況，朝中的大臣們也會依據儒家的道德規範和禮儀制度提出異議。不過朝鮮的處理方式相對更為溫和，多是透過勸諫、引經據典等方式來試圖改變局面，不像方孝孺面對成祖即位時那般激烈抗爭，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根基與應對方式的差異，朝鮮李朝重儒家教化與溫和勸諫，大明則重忠義抗爭與堅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