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孫中山開懷大笑起來，連連點頭，“記得，記得。你真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格守信念，一諾千金，當今政壇上缺的就是這種政治家品德呀！”

“孫先生過獎了。”楊度懇摯地說，“本來辛亥那年我就應該奔赴南京，投入靡下，為共和效力。怎奈袁慰庭於我舊恩深重，他出山辦事，我不能不幫他的忙。袁慰庭舊的一套根深蒂固，與革命黨難以共事，遂有癸丑年之役，當時我是支援他的。後來更有洪憲、辮子軍進京等鬧劇出來，我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我是太相信，也太忠於自己的信仰了。中國的君憲，一敗於前清，二敗於洪憲，三敗於張勳。有此三次失敗，證明君憲不能行之於中國，我楊某人也自認對主義盡忠了。我蟄居多年，直到這次才有機會踐諾，實在是太晚了，心裡很覺得對孫先生有愧。”

楊度這番出自內心的表白，令孫中山感動：“皙子先生，你的信仰和處境，我很理解。過去的一切都已成為歷史，也就不必太多追究了。我素來主張革命不分先後，什麼時候認識了，什麼時候再參加革命，革命陣營都是歡迎的。革命之事，最難得的是認識透徹。《尚書》裡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的是認識容易，行動艱難。這話不對。後來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主張知行並舉。王陽明也沒有深刻認識知與行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在民國七年出版的《孫文學說》中提出知難行易之說，當時頗遭不少人的非難，現在黨人同志中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苦心。皙子先生，你的這個舉動再次為知難行易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例證。你為中國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餘年，一直惑於君憲的學說，不能贊成共和的主張，可見知是何等的艱難；一旦認識了，便能很快付諸行動，為革命出力，可見知後之行是容易的。”

孫中山四五年前著的《孫文學說》，楊度也曾瀏覽過。他對“知難行易”的觀點並不能完全接受。他認為這個說法只能解釋一部分現象，不能解釋全部。《尚書》的觀點也應作如是看。倒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比較可行。但是今天孫中山引用他的思想轉變作為闡述自己學說的例子，又的確很貼切。楊度不得不佩服孫中山過人的機敏。他痛快地說：“孫先生的話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誠如你剛才所說的，君憲已經過三次失敗，證明不能實行於中國。這一點，我們那年在永樂園的爭論已成定論；共和一定會取得勝利，這點也是定論。不過，”孫中山目光注視著楊度，停了片刻，繼續說下去，“革命還並沒有成功。民國八年，北京發生了五四事件，各地學生代表彙集上海，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我那時也在上海，聯合會成立後，我到他們那裡去演講，鼓勵學生們不要怕挫折，爭取最後的勝利。當時有個北大的學生領袖站起來對我說，孫先生，你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你的革命只是把大清門的牌匾換成中華門，這樣的革命不算徹底，我們要進行徹底的革命。當時不少人認為這個學生領袖狂妄，至少是不懂禮貌，但我不這樣認為。我立即回答他，你的話說得很對，我的革命一不徹底，二不成功，我和你們一道徹底革命。學生們聽了我的話都鼓掌。散會後我又找到那個北大學生領袖，對他說，你們是真正的革命者，倘若我的革命早有你們這樣的人參加，一定成功了。”

孫中山這種樂於接受批評的領袖氣度和對年輕人期望甚大的長者風範，令做了五六年虎陀禪師的昔日政治活動家欽敬不已，心裡說：有這樣的領袖在，民主共和的革命事業是會成功的。

“孫先生，你剛才說不久就要回到廣州去。請問，你到廣州後將如何進行你的革命事業？”與那年東京永樂園晤談時相比，彼此之間的地位，毫無疑問地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那時都是流亡異國的政治家，都是堅持自己主義的一派政治力量的領袖。現在，無論是講實力，還是講信仰，客觀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