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作妖言，製備軍器，誘人歸附”。無論僧道諸色人等，凡面生可疑、神氣沮喪、遷徙無定、畏於見人者，都要立即報告地方官。

（硃批：“恐屬空言，實難信矣口”）

確實，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六個星期以後，吳紹詩（在弘曆中止了清剿以後）在反覆謙卑的謝罪後報告說江西沒有發現一起剪辮案。沒有檔案文字證明江西曾像鄰省那樣搜捕過可疑嫌犯。應該如何來解釋這一現象呢？要麼是吳的警網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動用過，要麼就是這樣的警網根本就捕捉不到嫌犯。

在江西我們看不到其他省份的那種刑求和偽證。據此，我們只能相信，巡撫吳紹詩根本就不打算查緝這個他認為是誤傳的案子，他在先前奏報中提出的憂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佈置的查緝都只是裝模作樣而已。吳紹詩安然度過了這一危機：弘曆不但沒有斥責他，反而在第二年任命他為刑部尚書。由於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詣，也可能由於他的頂頭上司、弘曆的姻親高晉的袒護，要對他不願加入這場集體遊戲的行為予以懲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轉移視線：對蘇州教派的迫害

吳紹詩的次子吳壇是鄰省江蘇的按察使。他和父親一樣，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學者。像他的上司一樣，他也未向朝廷報告今春發生的叫魂案件。如我們前面已看到的，他後來也因織造薩載對叫魂案件的密報而蒙羞，並遭到弘曆的痛斥怒責。

但是不久，這個“不知恩之物”便為主子送去了更為可信的情報。

9月28日左右，即受到弘曆硃批斥罵的三個星期後，吳壇奏報說雖然他來抓獲叫魂案犯，但經過查訪卻發現蘇州城外有十一座由俗人建造的佛教經堂。①有兩個相關聯的教派——大乘教和無為教——捲入了這些活動。我們在第六章曾經提到，幾個星期以前，無為教在保安受到嚴厲鎮壓。無為教（或許大乘教也一樣）奉羅清為教主，自1727年起就被朝廷所禁。現在，大約有七十人被吳壇逮捕。他們的供詞讓人吃驚地發現，這些教派自1677年起就在本地活動，最早的經堂就建於那一年。

在這裡，我們必須來考慮一下事件的背景。我推測（雖然我無法證實），在蘇州這樣一個繁忙的城市裡，上述規模的教派不可能長期隱蔽活動而不為地方政府所知悉。縣衙的胥吏很有可能多年來便一直向他們勒索保護費。這些教派並非一定是秘密宗教團體，它們為運河上的漕船水手提供精神安慰和棲身之所，而某些棲身經堂的人顯然是退休的水手。省按察使受到上面的壓力要抓獲叫魂案犯，必然對其屬下施壓，底層經辦人員因此決定用教派信徒來交差。拘捕這些無事但易欺的信徒可以暫時滿足朝廷清剿的胃口，而蒙羞的吳壇也可藉此來表現他的責任感。弘曆正如所料，對這些教派的反應十分嚴厲。他命令嚴懲這些教徒以做效尤，並仔細審問他們同叫魂案可能有的聯絡。吳壇則必須特別警惕，看看能否找到曾在保安發現的那種“逆詞”

對蘇州教派的迫害觸發了一輪對失職官僚的彈劫。因為這些教派早在1677年第一座經堂建立後就開始在蘇州及其周圍地區活動，一大批過去在蘇州幾個縣任職的官員以及他們的上司都因未及時採取鎮壓行動而負有實際的責任。最後的結果很可笑。在一大批事後受罰的官員中，包括六十八個知縣，二十二個知府，十四個道臺，三十二個按察使，二十九個布政使，二十六個巡撫，以及十四個總督。其中許多人當然早已死了，有些因在此任職不到六個月而得到豁免，還有一些則因參與破案而不予追究。另有一些人以後升到了更高的職位。前江蘇巡撫尹繼善現為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他被罰俸九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