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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教學上講；我們也可以減少史蹟在人事上的各種重複的資料，避免以謾罵作解釋歷史的壞習慣，直接而又冷靜地說明傳統社會不符合現代需要。中國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這一來就斷絕了高層組織與低層組織間的聯絡，各地區田賦的底賬，卻仍用明朝的記錄做根據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為例證，其他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見同書，。民國成立後，國家自國家，社會自社會，也難怪立憲運動的沒有成效。法律必須有社會的強迫性（social　pulsion）才行得通。民國初年的政客，都是社會上的遊體（foreign　body），軍閥的割據，今日看來，勢必為無可避免的形勢。因為農村經濟關係，無非土地的租賃及高利貸的借放。這些來往都在極小規模內實行，政府也無從干涉，此外社會上的尊卑男女長幼，更無法可以改造利用。邏輯上只有私人軍事力量，才可以控制這青黃不接的時代；而私人軍事力量也很難在三兩個省區外有效。這幾句話，也可以概括五四運動前後國民革命尚未展開時中國的一般情勢。其癥結就是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

結論（1）

明朝是中國最後的一個“內在的朝代”（indigenous　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　dynasty）有別］，受外間干預的成分少，內在的性格強。我們發覺它對我們當今問題的解釋，經常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且照前述設計的排列，即使將它與唐宋帝國的擴張性比較，和清朝與民國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國傳統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響拿來作側面見證，更和同時期西歐資本主義的生長成育對照，就產生了一個綜合的看法，有如中國傳統所謂，“中前左右後”。但是我們注重各種因素互相牽連的關係，自信可以避免過度主觀的成分。用這樣的方法掌握明史，並不是抓住偶爾相似的地方作諷刺性的批評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種“主義”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為主。

這研究的成果，則屬於“大歷史”的範疇。其中列入的因果關係，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細端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認作次要。

因為如此，我們也顧慮這種立場會遭物議。作史者似乎缺乏評議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說會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倫理道德可以全部擯棄不顧。然則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們在20世紀的末期，寫作最大的困難，不是缺乏道德的標準，而是各方標榜的道德標準過多；各種道德體系的衝突，尤其可以危害人類的安全，歸根究底，我們要認清所謂道德，仍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它必定要透過真人實事，才有具體的價值。以今日世界變化之大，道德的標準也不得不隨時修正。一個顯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準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紀初期，還有相當高的道德意義，今日我們雖對他用心欽佩，卻不能照他的立說行事。它的用心設計，對其他人的關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橫蠻地強迫執行這種思想，則是另一回事。

上面這一圖說，可以解釋我們提倡大歷史的立場。這弧線上的實線部分，代表人類的歷史，我們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間擴大的箭頭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實際歷史所定的路線。很顯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聖賢，也不可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