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商鞅是在率自己的封地士兵抵抗秦兵失敗後被殺死的，本來人死為大，但還是逃不過自己制訂的酷刑，又被送到秦國車裂了一次，無個全屍。

而我所一直想關心的是商鞅變法的核心問題。我們都知道“廢井田開阡陌”讓秦國富裕了起來，但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任何一項經濟改革必然是要打破固有經濟利益分配方式、以犧牲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利益為前提的，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似乎對此含糊其詞，只關注了商鞅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卻忽略商鞅實施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和步驟。

因此，我們看不到商鞅先在秦國推行了六年的《法經》和“中央集權制”：《法經》讓所有臣民有了約束——不聽我可以制裁你；“中央集權”讓那些王公貴族失去了權力，在嚴酷的“法律”制度下與臣民平等，有了法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保證，所以經濟制度才得到了有力的推行。如果沒有“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保證，井田不可能廢，阡陌不可能開，這就是改革之初要“立木建信”的緣故。

由此想到今天的中國改革，30年改革開放，我們所用的經濟改革的成果來促進體制改革，走了一條和商鞅相反的道路。30年來，不可否認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成效究竟有多大，我不好說。至少是“經濟改革”與“體制改革”不配套的問題正在日益突出，這是事實。

再看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政治改革，都要引起巨大的社會動盪。

莫非，我們還是要走這樣的歷史怪圈？

我很擔心。

讀李斯

李斯：公元前153年～公元前208年，戰國末年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秦代政治家。

李斯作為秦始皇的重臣，留給我們的印象除了他的足智多謀外，恐怕就是焚書坑儒和“老鼠哲學”（都是老鼠，但糧倉鼠與過街鼠不一樣）了。作為荀子的學生，大約是因了少時貧困的緣故，固然學的一身的治國之術，直接接受了法家的哲學思想，也難抹掉其心中對權力和地位的慾望，“老鼠哲學”驅使他來到雄心勃勃的秦始皇身邊，“老鼠哲學”也讓他和趙高達成了“沙丘之盟”，成為盟主之一，也因為他的“老鼠哲學”，成了指鹿為馬的幫兇並斷送了性命。

有人說，如果李斯當年在秦皇死後不和趙高媾結，可能也不會落得一個黥刑的下場。但我看未必，世事難料。

首先，李斯敢不接受趙高的建議結成“沙丘之盟”嗎？當時秦始皇的遺旨在趙高手裡，趙高是鐵了心要扶植胡亥的，也不是省油的燈，如果李斯反對，不僅老鼠李斯的性命可能不保，帶來的結果可能是扶蘇令蒙恬的三十萬大軍進攻胡亥，剛剛統一的中國可能面臨的又是一場戰爭和分裂的可能。從性命計、從大局計，李斯放棄了。

其次，即便扶蘇登基，李斯的命運也難掌握在自己受眾。李斯是秦國“重典”和“焚書”的始作俑者，而扶蘇是堅決反對這兩項政策的，並且因為扶蘇的奮力反對，才發生了四百多儒生被坑，才被流放邊關。從扶蘇的成長經歷和扶蘇的軍事後臺蒙恬的性格看。扶蘇上臺，且有不清算李斯的？

同樣是死，但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也是老鼠哲學的核心。再看李斯與趙高，當時都旗鼓相當，誰都不可能一下子把誰置於死地，誰都想利用對方，因此和趙高合作，李斯還可以多享受幾年“糧倉”，和扶蘇合作，可能立即就成了“過街鼠”了。

人都是趨利的，多數人只有在必死的時候才能表現出所謂的氣節，反正都是死，因此也要死得光彩一些。如果還後活的機會，誰都有想活下去的念頭。假如趙高上臺，李斯也是必死，哪麼李斯可能會選擇扶蘇的，畢竟這種死可以獲得“忠君”的名節。

政治不是哲學，是一種力量與力量、利益與利益的博弈，或者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