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茲哀爾百姓困窮，夙害未除。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朦朧混徵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十月初十日，順治帝頒行的即位詔，又再次宣佈：“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即萬曆年間的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徵解，凡加派遼餉、剿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賦基本上沒有加派，實奠基於此，這一安撫百姓的制度的確立和堅持，與范文程是分不開的。

范文程很注意爭取漢族文人的歸順與合作，大力起用廢官閒員，徵訪隱逸之士，讓他們為官作宦，治政教民。

范文程曾大膽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於會用人，他針對清朝重滿族輕漢族和任人唯親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議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薦人才“不論滿漢新舊，不拘資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當各級官吏。范文程這樣選拔、培養人才，博得了順治皇帝的讚許。

范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之前《清實錄》全文載錄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瞭解此時范文程之見識、才幹、文采的極好材料。現將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

汗昨命奴才思想事宜，奴才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志無移，切不可草草，以致臨期躊躕。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果欲內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拆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於天下。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滯，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於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於正大光明，一計近於吹毛求疵。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諭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並借爾地方牲畜。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

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兩個方面的弱點。其一，此時範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這份奏疏是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將。馬國柱原系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於天聰八年考中舉人。此疏雖未註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

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囉嗦。乾隆修之實錄將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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