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

汪日勾結之後，西方國家紛紛發表宣告，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後透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於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願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捨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徵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按照“重光堂密約”，汪精衛企圖拉攏雲南的龍雲和廣東的張發奎宣佈脫離中央，但立遭拒絕。汪精衛此時無地無槍，僅有幾個“急和派”跟在身邊，根本無法對板垣的奚落做出回應。對於日方順勢提出的得寸進尺的新密約，說不出半個不字。

而此前，汪精衛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內數月不理不睬，當時的汪精衛曾感到從未有的孤獨和寡助，只能“詩酒自娛”。對此，日本想拉攏而未成功的軍閥吳佩孚有錐心之論，“公離重慶，失所憑依，如虎之出山入匣，無謀和之價值”。

汪精衛此時已成傀儡，此後汪日密約又被高宗武、陶希聖曝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透過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餘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