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集團在開展“新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寇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透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牴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繫”，“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政治路線轉變的原因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寇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汪精衛出逃之前對抗戰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根本沒認識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

當中華民族到了危亡的關頭，人民爆發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這種澎湃的愛國熱情在以蔣介石為首的抗日國民政府領導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戰中滇緬公路的修建為例。上百萬人民在沒有現代工程機械助力的情況下，在崇山峻嶺的西南邊疆地區開出了幾百公里的國際生命線。參與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沒有薪水，甚至飲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國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價最低。另抗戰中期，為配合盟軍戰略轟炸日本。後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當美軍工程顧問人員正在躊躇得不到大馬力軋路機時，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軋出了供B－29“空中堡壘”龐大機身起降的堅硬跑道。機場竣工後，美軍轟炸機在人們聲嘶力竭的歡呼下起降。從四川起飛的美軍飛機共在日本投下了幾十萬噸的炸彈。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衛曾經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黨的實力跟清政府比起來懸殊很大。武昌起義的意義並不在於對滿清政府的軍事打擊。在深處中國內陸的武漢，那萬把人的革命軍對清廷的實際軍事威脅並不大。但起義喚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識。隨即而來的各省獨立和人**動才導致了清帝的退位。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進行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鬥爭。正是有這種“堅持”的精神才最終取得勝利。號稱以孫中山先生為“偶像”的汪精衛為什麼在抗戰中喪失了這種可貴精神。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民眾的力量決不能忽視。戰後印度的獨立運動；埃及人民收回蘇伊士運河管理權的運動；以色列在面對阿拉伯世界圍攻下求生存的歷次戰爭，哪個不是實力對比懸殊，哪個不是民眾力量的體現呢。抗戰中汪精衛的悲觀正是源自於“脫離群眾”。最終，失敗主義轉變為投降主義。由此可見汪精衛並不是孫中山先生的好學生。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