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貝貝都在看他，窘得半死。我想，至少他沒看到熊——還有我家其他人。跟往常一樣，老比利慢吞吞地踱進來，她剛醒。

“怎麼？”她問我。

“安妮沒吵醒你嗎？”我問她。

“她早就吵不醒我了，”老比利說，“吵到我的是五樓那些該死的新世界設計家。”

我看看錶，還不到清晨兩點。“你一定還沒醒，”我對老比利說，“激進分子不會這麼早來。”　。。

09　第二家新罕布什爾旅館（14）

“我清醒得很，”老比利說，“有幾個激進派昨晚根本沒回去。有時他們會待一整夜，通常都很安靜。八成給安妮的尖叫嚇到了，不知把什麼玩意摔了，然後又在那邊窸窸窣窣撿東西。”

“他們晚上不應該在這兒的。”弗洛伊德說。

“我看夠了這種下流事。”新罕布什爾來的女人說，好像自覺被冷落了。

“我可全看過了，”弗洛伊德神秘兮兮地說，“下流不下流，習慣就好。”

貝貝說她這一晚幹夠了，便回家去了。安妮帶英琪回去睡覺。她那尷尬的男伴想不露聲色地溜出旅館，但新罕布什爾一家人的眼光一路都沒放過他。約蘭塔隨弗洛伊德、老比利和我來到二樓樓梯口，仔細聽著樓上的動靜，但激進分子——如果他們真在那——已經安靜下來了。

“我太老，不想爬樓梯，”老比利說，“頭腦也不差，不想蹚別人的渾水。不過反正他們在上面，”她說：“你們自己去看。”然後回街上，去幹她那門優雅的職業。

“我看不見，”弗洛伊德說，“爬到五樓要花我半個晚上，再說，就算他們在，我也看不見。”

“球棒借我，”我對弗洛伊德說，“我去看。”

“帶我去就行了，”約蘭塔說，“管他媽的球棒。”

“反正我也不能沒棒子。”弗洛伊德說。約蘭塔和我向他道晚安，開始上樓。

“要是有任何動靜，”弗洛伊德說，“就過來叫我，要不然明天早上再叫我也不遲。”

約蘭塔和我在三樓樓梯口聽了一會兒，只聽到新罕布什爾一家子把所有傢俱推過去頂住門的聲音。年輕的瑞典夫婦一直睡得很好——顯然很習慣某種高潮或者謀殺。布根蘭的老頭八成一進房門就死掉了。而四樓的英國腳踏車迷大概都還爛醉如泥，我想；不過我們站在四樓樓梯口，傾聽激進派的動靜時，倒遇到了他們的其中一個。

“怪得要命。”他小聲對我們說。

“什麼事？”我問。

“我好像聽到樓下傳來一聲要命的尖叫，”他說，“但是剛剛樓上又傳來拖屍體的聲音，怪得要命。”

他看看約蘭塔。“這撈女懂英文嗎？”他問我。

“她跟我一起的，”我說，“你最好回去睡覺。”那時我差不多十八九歲，但舉重的成果已經不容忽視。腳踏車迷乖乖回去睡覺。

“你想是怎麼回事？”我問約蘭塔，朝無聲的五樓點點頭。

她聳聳肩，方式跟母親或弗蘭妮完全不同，但畢竟像個女人；那雙大手又放進嚇人的皮包裡。

“我何必管？”她問道，“或許他們能改變這個世界，”這說的是激進分子，“但他們改變不了我。”

這話多少給了我一點勇氣，於是我們一起登上五樓。打從三四年前幫他們搬打字機和辦公用具以來，我就沒再上去過。甚至走廊看起來都不同了。堆滿箱子和瓶子，是化學藥品，還是酒？我想著。如果是化學藥品，也比油印機所需的還多得多。也許我早該猜是給車子用的，但我沒想到。我敲離我和約蘭塔最近的一扇門，心中毫無猜疑。

恩斯特開門，面帶微笑：“怎麼了？”他問：“睡不著？太多高潮？”接著他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