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後，姜瓖投降了大順軍，李自成仍然讓他鎮守大同。同年五月，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之後、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歸附了清朝。姜瓖降清之後，仍然還是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並且曾隨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表現頗為賣力。

不過在姜瓖降清之前，因為並不瞭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因此在大同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為王，以號招人心，而這一事件也使清廷對姜瓖始終難以放心，對他多方質疑，並且還命姜瓖將長子送到北京入朝侍衛，實際就是充當人質。

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著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因此也憋了一肚子怨氣。

在北京暴亂髮生之後，清廷雖然最終決定對百姓以安撫為主，但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將領猜忌益深，而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徵集糧草，急如星火，使百姓怨聲載道，對姜瓖也多有指質其徵催錢糧不力，懷有異心等等。

而就在這時，中華軍的水軍襲擊大沽口，山東地區又發動對清的進攻，姜瓖本來就對清廷十分不滿，這時也覺得機會來了，於是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並自稱大將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

姜瓖在大同舉義反正之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原明大學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原明寧夏巡撫李虞夔等人也都在家鄉積極策動鄉紳共襄義舉反正。

另外還有原明將領劉遷、萬練等人也起兵響應，速度佔領了寧武、岢嵐、保德州、代州、繁峙、五臺等州縣之地。在山西東南，有胡國鼎、陳杜、張鬥光等人起響應，攻克澤州、平順等地。而在山西西南，蒲州到陝西韓城一帶，也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克陷蒲州及蒲屬臨晉等縣。

結果在在很短的時間裡，山西全省除了省首府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反正的義軍佔領，同時姜瓖還派人潛入南方，和商毅聯絡，希望能夠得到商毅的影響和支援。

在這一糸列的起義反正中，最大的特點是，並不是像一般的農民起義一樣，只有農民參與，或是以農民為主體。而且在農民起義爆發之後，很快就有大量的原明官員和將領廣泛的參與其中，由於他們都居有相當的軍政經驗和能力，因此在短時間內，也將起義反正的聲勢造得非常大。

另外這一糸列的起義反正表面上看來，還是北京爆亂的餘波，但從根本上來說，是北方的漢族人對清廷統制不滿的一次集體大爆發。

本來在明朝滅亡之後，由於大順政權的施政不當，對佔領地區的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黃河流域一帶的漢族官紳一度受到大順政權的沉重打擊。因此在清廷入關，擊敗了大順軍之後，也公開表示，維護當地官紳的既得利益，北方的許多地區的官紳地主，也把清廷看成維護自身利益的新靠山。同時清廷打出的“代明剿賊”，“弔民伐罪”等旗號，也起到了一些收壟人心的效果。

因此在清廷剛建立時，在北方反抗清廷的基本是以農民起義為主，而漢族官紳基本都選擇投靠清廷，並且積極幫助清廷攻擊大順軍，以及鎮壓反抗清廷統治的農民起義。在這樣的情況下，清廷才能夠迅速的平定北方，連續擊敗大順軍，並逼迫大順軍南下。

如果清廷在這個時候能夠抓住這一時機，穩定人心，完全可以使自己在北方的統治穩定下來，就算南征失利，也可以立足北方，形成南北對持的局面，但可惜隨著清廷在北方統治穩定之後，錯誤的推行了一糸列的錯誤政策，如剃髮令，圈地令，逃人法，投充法等，而在政治上又推行民族歧視政策，重滿輕漢，而在漢人之中，又重遼人而輕新附漢人。使北方官紳地主的尊嚴和利益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