ド��

從元豐八年趙頊去世、蘇軾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前期。這是司馬光等人全面廢除新法的所謂“元佑更化”時期。這時蘇軾的基本政治傾向又發生了變化，他又開始維護某些新法，從而跟司馬光等發生尖銳的衝突。這突出地表現在反對廢除免役法的論爭上。這場論爭規模不小，在一些維護免役法的人物中，蘇軾是最為激進地一個。

接著是宋哲宗“親政”，到元符三年，這是變法派章悖執政、守舊派下臺地所謂“紹聖”時期。這時蘇軾長期被貶官在外。遠離鬥爭的漩渦。最後他遠謫海南。近於流放，並不由於是堅持“舊黨”立場。而是因為封建宗派的打擊。

一想到這些大時代的序幕就要拉開，沈歡又是彷徨又是激動，恨不能快快見識一番，腦子裡總是浮現一幕幕熟悉的認知。蘇軾的經歷，是一面鏡子，對映了北宋中期的大時代的始終，他不能忘懷，也不能不借鑑：從對王安石新法的關係來說，蘇軾的政治態度有兩次重要地轉化：一是熙寧王安石當政時期，一是元佑司馬光等執政時期。這兩次轉化，卻成為一些後人指控蘇軾為“投機派”、“兩面派”等地全部根據。在封建的政治鬥爭中，人們政治態度的改變是經常發生的，為什麼一發生改變就註定是“投機派”、“兩面派”了呢？

蘇軾每每把當朝的實權人物作為自己的論敵；“兩面派”則以真假兩面兼備、以“假”掩真為手段，而蘇軾的那些攻擊王安石、責難司馬光地言論，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載諸簡冊。蘇軾在元佑六年地《杭州召還乞郡狀》中回顧自己的經歷時說：“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元佑時，也因為堅持“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地信條，論“衙前差顧利害”，而“與司馬光異論”。蘇軾的這個自述，即可概括了他的一生情操。

但是蘇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沈歡有時也這樣問自己。

也許，這個轉化決定於蘇軾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觀就充滿著變革與不變革的因素，他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主張萬事萬物都只有在不斷地運動變化中才能求得生存發展。這也是剛才他把《易經》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作為教條的原因吧。

直到晚年，他仍說：“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強則日長，偷則日消。”這樣的自然觀當然只能引出變法改革的政治主張。但是，他受黃老佛釋思想的影響，有時又消極了點，這就是他要求變革又害怕變革過“度”的緣故。

總得來說，蘇軾變來變去，也不無公立的緣故。短短的片刻時間，沈歡想了很多很多，以至於別人以為他在沉思，還是旁邊的司馬光輕碰了一下才迴轉過來，終於想起要回答歐陽修的詢問了。

寒暑派是個好東西，至少還算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科學地說，又是辨證的關係。既然此刻的蘇軾還是激進派，那麼他沈歡不介意再一次把寒暑派的論調給宣揚出來！

“永叔先生……”沈歡頓了頓，“晚輩讀書不多，說不出大道理，但至於說到朝政觀點，晚輩覺得，有一句話不能不琢磨。那就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歐陽修喃喃唸了幾遍，他史冊，當然清楚這話的出處：《晏子春秋》原文為“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典故就是：齊國的晏子到楚國，楚王想戲弄他，故意將一個犯人從堂下押過。楚王問：此人犯了什麼罪？回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