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是大政。

而在西北，茶的重要意義也很高。

在定下孫振生為巡鹽御史，勘察鹽政之後，劉承宗很快又收到另一位三原鹽商，梁興抵達西安的訊息。

這位，則在與劉承宗的會面後，幾乎是一樣的流程，被任命為巡茶御史，跟孫振生進了一個衙門。

這兩個商人，都屬於被劉承宗扔下來的官職砸蒙了。

根本無力抗拒。

這跟劉承宗的威勢、授予官職的高低沒關係。

全在於這個職位。

歷來商人發財後最大的願望，就是讓後代讀書考取功名，為啥？

因為經商受制於人。

小買賣受制於市司，大商賈受制於政策，這種強有力的管理與被管理關係，是商優則仕的底層邏輯。

劉承宗給出的職位，讓被管理者成為管理者，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孫振生和梁興如何拒絕？

再沒有比這更合適的職位了。

如果有，那就是把這職位給他們兒子，老頭只負責狐假虎威。

當然，劉獅子其實是有這麼想過的，可是就孫枝蔚那個十五歲的年紀，別說當官了，當兵都只能進孩兒營。

對這兩位商賈出身的官員，劉承宗沒有過多要求，只是送了他們一句話。

“既是儒商，忠孝仁義，總要佔一個。”

這既是鼓勵，也是警告。

不過劉承宗對這倆人的工作，倒還確實抱有不小的期待。

就鹽法而言，私鹽對元帥府同樣致命。

雖然青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看護青鹽的是海上蒙古諸部，地域和環境，能大機率從源頭上杜絕私鹽。

但如果私鹽真這麼好解決，它就不會是歷朝歷代的大問題了。

這涉及到這個定義：什麼是私鹽？

陝西境內最大的鹽場，在花馬池，暫時還是棄用狀態，也是眼下陝西私鹽的源頭，儘管其鹽儲量不足青海諸多鹽湖的百分之一，但因開發早，用鹽人口多，年產量卻要大於青鹽。

那邊過去在正德年間，年產官鹽五千四百萬斤，遠銷西安、延安、寧夏、榆林。

即使後來鹽引制度幾經更改，每引從六至八石改為支鹽二百斤，依然能維持一千六百萬斤的年產量。

實際上就從鹽引數目上，也能看出大明後期鹽法崩壞的端倪。

五千四百萬斤鹽，供應陝甘寧百姓、醃肉、養牲口，是差不多夠用的數量。

依照洪武年間的配給制，一丁一年只有三斤鹽，婆姨孩子還得按比例減少；但那是大明建國初期，到永樂年間，就變成大口每月一斤、小口每月半斤。

從正德年間以來，陝甘寧的人口直至天啟年間，都沒有大幅度減少，但花馬池作為官鹽主要產地，年產量銳減至一千六百萬斤。

剩下的鹽呢？

一部分從山西的解池取引，另一部分，則被私鹽擠佔。

私鹽問題其實沒那麼複雜，私鹽販子也絕非什麼擁有大量武力保護、武裝販鹽的殺才。

太低端了。

歷來私鹽販子容易造反當頭目，並不是因為其擁有強大武力，而在於鹽梟在看管鹽池的軍隊、販賣私鹽的地方、監管鹽政的官府，有關係、有勢力。

說白了，私鹽是哪裡來的？

如果說躲在山裡組織上百號人挖石鹽礦、收攏幾十個貧民蹲在鹽鹼地苦哈哈的煎土鹽，那不是鹽梟。

晝伏夜出、兢兢業業，冒著殺頭的風險，弄出來幾千斤技術較差、味道也雜的土鹽，再千辛萬苦拉出去賣了，還有可能被官鹽擠得找不到客戶。

這是什麼勤勞致富的鄉鎮企業家？

確實其中蘊含巨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