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長安東面三門中的一門，後來則作為京師的別號，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故事。當時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謂“首善之區”，但在軍閥、官僚、豪紳相互勾結把持下，一片烏煙瘴氣，昏天黑地，官僚政客們聲色犬馬，酒肉徵食，政治上腐敗貪汙，賣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昇平”的另一面，則是窮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體，食不果腹，掙扎在死亡線上。作為新聞記者的父親，看到這一切，自然要筆之於書。但是北洋政府對新聞實行嚴格的管制，看到哪家報紙登載了揭露他們的訊息，就會下令封報，記者本人也會遭到殺身之禍。父親有感於此，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說的形式來揭露、控訴，大舉撻伐，這種新聞外的“新聞”，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為是讀者身邊的事，自然發出會心的微笑，官僚軍閥卻又奈何不得，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來。

《春明外史》由新聞記者楊杏園和梨雲、李冬青的戀愛故事為引線，引出當時官場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新聞內幕，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親自己是新聞記者，他了解這些內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為記者，這樣，說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牽引到社會上，順理成章，毫不牽強。這種以“社會為經，言情為緯”的寫作方法，父親曾向讀者交過底：“把這法子說破，就是用作《紅樓夢》的辦法，來作《儒林外史》。”①這的確是匠心獨運的創作方法。《春明外史》百萬言，人物多至五百餘，它所涉及的社會面非常廣，可說是包羅永珍：議會、豪門、劇場、公園、廟宇、名勝、公寓、旅館、會館、妓院、學校、通衢、衚衕、大雜院、小住戶、貧民窟、俱樂部、遊藝場、高階飯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無所不有，有總統、總理、總長、軍閥、政客、遺老、遺少、文人、記者、商賈、演員、學生、妓女、議員、丘八、僧侶、作家、詩人以及拉車的、要飯的、練武的、流氓、騙子……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傳神阿堵。由於人物寫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現了一批“索隱派”，好事者不惜費心費力地搞索隱，對號入座，說書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極峰（曹錕）、魯大昌（張宗昌）、秦彥禮（李彥青）、閔克玉（王克敏）、韓幼樓（張學良）、周西坡（樊樊山）、何達（胡適）、時文彥（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么鳳（小阿鳳）等，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父親自己在《　寫作生涯回憶》說得清楚：

《春明外史》的“外史”（2）

其實小說這東西，究竟不是歷史，它不必以斧敲釘，以釘入木，那樣實實在在。《　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諱言，是當時社會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絕不是原班人馬。

我想父親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索隱派諸公”終究是白費心力。說至此，還有一些讀者，硬說書中的主人公楊杏園是父親的夫子自道，而且言之鑿鑿，有鼻子有眼，這種猜測很快就在社會傳開。當然讀者這樣的猜測，也並非毫無根據，熟悉父親的人都知道，楊杏園的一些生活習性和他相同。比如父親喜歡喝濃茶、聽京戲，楊杏園也喜歡喝茶、聽京戲；父親愛花，喜歡寫詩填詞，楊杏園也愛花，喜歡寫詩填詞；父親不打牌，不喝酒，楊杏園也不打牌，不喝酒；父親是安徽潛山人，業新聞記者，楊杏園也是安徽潛山人，業新聞記者……總之相同之處甚多。其實這也不足為怪，一個作者，把自己喜愛的興趣和性格特點，安排到他喜歡的書中人物身上，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但絕不能把生活中的作者和書中的人物混為一談。有些讀者為了好奇，紛紛寫信到報社，詢問真假，父親迫不得已，遂於1925年12月3日在《世界晚報》發表《楊杏園無其人》，向讀者作了交待。儘管楊杏園並不是父親的自傳，但他十分喜歡這個自己嘔心瀝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