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創口還在那，而且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說”。那段時間，寫小說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說，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說”《麥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地寫小說。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說可以像日記一樣地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這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說，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說。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說，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崑崙》雜誌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說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崑崙》1988年第一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群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箇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發在《崑崙》上的（1988年第五期），還得了《崑崙》雜誌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著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以至當時有人在會上戲言道：軍藝是作家茁壯成長的沃土，到了這裡，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會長成一棵竹子。激動得我好像看見自己已經立竿見影、蒼翠欲滴了。

但是兩年後，當我離開軍藝時，我覺得我還是一支筷子。換句話說，我在軍藝沒有開啟門，但也沒有關上門。我的小說之門自翕開之後，似乎就關不上了。既然關不上，就死命開啟它吧，打不開也要打。這是多年來我聽到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我覺得就是這句話告訴了我小說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這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沒有什麼說頭。如果一定要說，就是說：從這一天起，法律承認有一個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說我是她的丈夫。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黃尹。對有些人來說，法律承認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對我和黃尹來說，這是很無所謂的一天。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舉國上下鬧*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當時在南京的好友魯羊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看了大字報，魯羊還是不想回家，想看一個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幾號樓幾號房間，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為女生宿舍男人是進不去的。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怎麼樣才能把他要見的女生叫下樓來呢？只有大起嗓門喊，別無選擇。那就喊吧。但魯羊卻要求我喊，他說這裡沒人認識你，你喊吧，沒事的。顯然他是把我當做他了。他當時在寫詩，哲理詩，抒情詩，兩種詩都是世俗生活的異議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氣。如果我們倆調個頭，我想他可能會幫我喊的，他身上有見義勇為的氣質和遊戲事情的膽子。可我哪有這種勇氣？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