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是實實在在的經歷過了。這學院長久以來，便存在此類狀況，也不僅僅只在美術系，在那個時期，難以徹底解決，只是個別學生此番玩鬧得有些過分，偷拿零食、泡麵、早餐、筆、紙、顏料等等。說起來，這事兒看似不大，可在當時，多數學生家境並不寬裕，他們的物品一旦丟失，便得重新購置，購置就得花錢，而他們本就有限的零用錢，一旦花費在這上頭，便會波及到自己的其它支出。說白了，一句話，窮則思變，但畢竟是大學生，做什麼事得有分寸。

那時候，我被迫得成長，因為我已然開始面對的不是同學，更像是社會，純真早已不在，然而那種真正的友誼才顯得難能可貴。總之在這個系，有一種怪圈，窮彷彿就是一種病態，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像奎木狼那種帶著筆記本在大課堂戴著耳機打《紅色警戒》也是一種赤裸裸的炫富，是不會被大眾原諒的。

在大一的時光裡，負責教授我們色彩課程的童老師，乃是一位年近古稀的長者。他生就一張國字臉，頭髮與鬍鬚皆已變得雪白，那絲絲縷縷的銀白之中，彷彿蘊藏著無盡的藝術智慧與人生閱歷，只需靜靜站在那裡，便自有一種令人敬重的學者風範散發開來。他時常觀察我作畫，有一次突然問我：“我看你用色很準，但是為什麼色彩課，大家都畫水粉，而你在畫水彩？”

“童老師，水彩也是色彩的一種表達方式！”我雖然這樣回答，其實是因為蹭顏料的事情屢見不鮮，我又不是那種會帶著顏料盒去廁所的人。用水彩的好處是，顏料不同，他們用不了，水彩畫紙也是特殊的，這樣就不會有人動你的材料了，省去了很多是非。

“我有一種水彩顏料，法國的，像顆藥丸，幾滴水下去，瞬間化開，你想不想試試？”童老師神秘地說。

我忙點了點頭，放學後，我滿心期待，坐上了童老師的“挎子”，迫不及待地想去體驗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