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推倒企業“經濟組織”和“勞動組織”的特性描述方式，這並不意味著企業並不是經濟組織，也並不意味著企業不是勞動組織，只是說“經濟組織”和“勞動組織”的理論描述方式不能突顯企業特性，並不能將企業與其它組織和機構區別開來，從而引起企業認識上的混亂。

深入企業實際考察，企業的根本特點就是經營、做生意，就是透過做生意賺錢，這才是所有中外企業區別於其它組織機構的重要特徵。中國民間的用語雖然比較俗，卻往往比專家、大師的語言更為易懂，毋須註腳釋義。漢語言裡，“做生意”、“賺錢”與“經營”有著非常近似的語義，“做生意”、“賺錢”多用於口頭表述，“經營”則多著一點閱讀感覺上的學術意味。

企業的出現，企業的存在，就是為了做生意。企業不做生意，或做了生意不賺錢，是無法維持運轉的，企業長期虧損就得關門。農民種地，種出來的糧食只是自家食用，肯定不能稱為做生意；地主莊園規模很大，也種糧食，也植樹林，也養豬牛，那都是為了滿足自我生活的需求，不是為了出售。這類的行為肯定不是企業行為，這樣的機構也肯定不是企業。

很長時間來，我們的社會里一直給企業倡導一個理念，那就是要求企業一定要“滿足社會需求”，這是一個非常溫馨而理想的理念。其實，對企業而言，滿足社會需求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企業的目的是要賺錢。當然，如果企業的產品不能滿足社會需求，而且還坑害消費者，那也是不能真正賺到錢的，這小學生都懂的規律。可是，企業不賺錢，又拿什麼去“滿足社會需求”呢。

中國文化的骨子裡對賺錢是鄙視的，在情感上對賺錢有著近乎天然的牴觸情緒，這是中國曆代輕商的根本意識根源。情和理畢竟是有著質的區別的，情是一種個性體受，理是一種普遍存在。作為一種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對企業賺錢手段的特性要求，無可非議，而且體現著中華文化的人情味。可是，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企業的指導思想，那就是將目的與手段顛倒了關係，這是非常不實際的。目的與手段的關係上，手段總是服從目的。如果強調“滿足社會需求”為目的，那麼，就會弱化賺錢的目的，甚至退居手段地位。按照手段服從目的規律，只要能“滿足社會需求”，企業賺不賺錢是在其次的。其實，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存在的企業虧損問題，關鍵不在於國家能不能管企業，而在於顛倒了生意上目的與手段的關係，違背了生意特有的規律。

企業的賺錢與利潤是有差別的。賺錢是指企業在原價值基礎上的價值增長，賺，《康熙字典》釋義為“賣也”，這個增長的價值是靠賣出原價值賺來的。這相當於企業財務核算上的“毛利潤”概念。而利潤，則是企業財務核算上扣除所有成本、稅金、費用開支後的價值剩餘，這是一個典型的財務概念。中國國家增值稅法也是這樣認定增值數額的。因此，我們在理論上應當將賺錢與利潤區別開來認識。

經營作為企業核心，還表現在企業所有的行為都是圍繞經營而展開的。中國企業理論界曾出現過“反對重經營輕管理”的提法，並就經營與管理的關係進行過深入的討論。這實在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經營是企業管理的物件，管理則是經營的規範，這並沒有所謂理論上的側重方面。經營出了問題，一定是管理出了問題，經營非常正常，就沒有必要變著法子將企業瞎折騰。須知，管理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什麼叫管理？管理就是要讓企業經營活動朝著企業預定目標執行，不能偏離方向。而事實上企業經常存在的所謂管理與經營之爭，其實是一個近期效益與遠期效益的區別。就近期效益持議者來看，企業許多行為近似乎閒事，耗費資源且沒有什麼利益價值；而遠期效益持議者的立論根據卻是沒有說服力的“管理出效益”，強調管理的重要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