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邦而無敵於天下。他這些強烈的見解，歸結為一個著名的口號，即“任個人而排眾數，重靈明而非物質”。此時，在這個青年思想家的心目中，一切都可以退居次要的地位，最嚴重、最急切的問題唯有改變人的精神。救國的根本之途，祖國的復興和強大之本，就在於個性的崛起，精神的解放。

為了祖國的《新生》（4）

不是透過武器的批判，不是透過社會制度的根本革命來達到對社會的改造，而是透過批判的武器，透過精神的力量來建立一個人性復歸的理想國，這種以個性解放為社會解放的軸心與決定點的思想，只是一種幼稚的烏托邦式的幻想。社會是不可能聽從這種意見而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面貌的，然而，在封建專制制度愚蠢而殘暴的高壓政策下的中國，人的尊嚴被踐踏，“個人之性”被“剝奪無餘”，在此情況下，一個勇敢無畏的思想家提倡個性，撰寫個性解放的文字，呼籲大家從奴性與麻木的狀態中覺醒起來，振奮起來，卻使祖國人民感到格外親切，也是沉睡中的祖國所需要的。

魯迅的這些重要見解，當然不是一時的閃念，也不是無的放矢的。那時，各種政治派別對於如何使祖國得到新生見解十分歧異，鬥爭也十分激烈。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透過《民報》鼓動反清革命，主張推翻清朝政府，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卻主張君主立憲，他們還想修補滿清帝制這個即將崩塌的大廈。他們的《新民叢報》鼓吹的正是這種改良主義道路。此外，還有以楊度為代表的另一派，他們以“海外孤臣”的身份，既不主張反清革命，也不贊成保皇立憲，而繼續鼓吹“金鐵主義”，自稱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實際上是洋務派的餘波。魯迅在《科學史教篇》與《文化偏至論》中，站在革命派的營壘中，對持金鐵主義主張的洋務派和持君主立憲主張的改良派展開了激烈的批判，這種批判也包括對他自己在1906年之前的社會政治觀點的否定。魯迅在《中國地質略論》中曾鼓動過“實業救國”，認為中國只有“結大群而興業”才有希望，而現在他感到脫離救國之本的“興業”主張過時了。無論是“黃金黑鐵”，“興業振兵”，還是“君主立憲”，“議會國會”都不足以救中國，洋務派和改良派以此來改革中國社會，丟棄了最重要的精神變革，實際上是捨本逐末，“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這種本末倒置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如果離開精神這個根本的問題，如果人民不覺醒，民族精神不振奮，“舉國猶孱”，那麼，即使“授之巨兵”，掌握了堅炮利器，又有什麼用呢？魯迅責問道： “將以路礦為文明歟，則五十年來非澳二洲，莫不興鐵路礦事，顧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將以眾治為文明歟，則西班牙波陀牙二國，立憲且久，顧其國之情狀又何如矣？” 既然民族的浮沉興衰關鍵在於精神，那麼，拯救民族的有生力量自然應當是那些具有獨立人格、獨立個性的精神之戰士，這種戰士應該是強者，他們天性率真，無所顧忌，勇於抗俗鬥偽，敢於蔑視一切偶象和權威，能激發人們精神不息，頑強進取。在魯迅當時的心目中，尼采和拜倫就是這樣的精神戰士。

當時尼采的哲學正在日本廣泛地傳播，魯迅也醉心於這種新鮮的、驚世駭俗的新哲學。他覺得，處於精神極端貧困的狀態中的祖國，正需要尼采這種天馬行空的大精神來加以震盪。魯迅認為，西方的國家開始也尊重個性，尊重人的尊嚴，主張自由、平等、博愛，但是由於他們的平等是“夷隆實陷”，削平出類拔萃的人，結果反而使庸俗之輩，匯成大流，浩浩蕩蕩而出，把社會又拖到平庸的深淵。又由於社會注意外在的物質，拋棄內在的主觀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力，結果是芸芸眾生被物慾所矇蔽，社會日趨衰退，進步因此停止，奸詐、虛偽等罪惡行為，日益滋生，這便形成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