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鄭維山從北京軍區派一支徒手部隊把雙方分割開。周總理派地質部的一位副部長鄒家尤和我們一起去，他做“東方紅”對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們做“東方紅”這一派的工作。 我們到地質學院後，就找兩派的頭頭來談，我們一再派人去叫，兩派的頭頭都不來，只讓他們各派的參謀長來了。我們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讓兩派罷兵。談不攏。我說，這是周總理的指示。但他們根本不聽。 夜晚時，有人送給我一張條子，條子的內容大意說，派關鋒、戚本禹同志為聯絡員來解決問題，條子的署名是陳伯達。又過了一會兒，又有人送來一張條子，叫我們與戚本禹談談。我對送條子的人說：不知道戚本禹在哪裡。這個人便領著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戚本禹聽完後說：這個辦法不行，你們要支援“東方紅”，他們是左派，中央*小組支援他們。戚本禹還說：你們是站在支援中央*小組一邊，還是站在另一邊？口氣相當無理。　。　想看書來

《吳德口述》　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5）

戚本禹又說是否可以這樣，“東方紅”今晚有個大會，你代表市委主持“東方紅”今晚的大會，把那個姓鄒的地質部副部長交給他們批鬥一下就回去，他們只批鬥半個小時。 我說是周總理讓這位副部長和我們一起來的，怎麼好來批鬥呢？ 戚本禹說批鬥的時間不會長，不然解決不了。 我叫丁國鈺先回去了。鄭維山看到這個勢頭也藉口走了。我留下參加“東方紅”的大會。他們說你先說幾句，然後批鬥一下地質部副部長，最後由關鋒宣佈中央*小組的意見。當時，朱成昭還不同意由我主持會議。我看見戚本禹與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陣，最後，戚本禹對我說，你來主持。 開會後，他們派了兩個人先批判了鄒副部長，然後把他送回去了。以後，關鋒唸了中央*小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說：“東方紅”是革命造反派，中央*小組支援“東方紅”這一派。關鋒念後，宣佈大會結束。 我回來後，很不是滋味，強打精神向周總理彙報說武鬥已經停下來了。周總理聽後說那好，就沒有再說話。 事實上，北京的武鬥大都是中央*小組操縱的。清華、北大、地質學院、七機部、文化宮、西單商場、棉紡廠、水泥廠的武鬥都很厲害。 當時，我說話沒有人聽，但一有武鬥，謝富治就讓我和黃作珍去制止。 西單商場武鬥，我們正在現場。武鬥起來了，有人用彈弓夾著鋼球打到黃作珍的腰上，黃作珍的腰好幾年都沒有好。一個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裡，保護了我。這次武鬥是由“財貿尖兵”頭頭洪振海現場指揮的，後來把他抓起來了。實際指揮武鬥的人就在市革委會，叫周景方，是學部的人，這些人和戚本禹有關係。百貨大樓的武鬥也是這樣。 民族文化宮發生武鬥，謝富治讓我帶著“五大領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宮，“五大領袖”都溜走了，武鬥實際上是他們操縱的。結果，武鬥沒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裡了。我看到武鬥的人員在集合。這時，戚本禹的秘書出現在我身邊，他說他正好經過民族文化宮，就來了。這位秘書是位軍人，很年輕。我對他說我處理不了武鬥，我本人也出不去了。這位秘書說，他幫我出去。他找了兩派的人，說他是戚本禹的秘書，是中央*小組派他來的。他找兩派一談就解決了。 我不由暗歎，我一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說話還不如人家的一個秘書頂用。

《吳德口述》　“一月風暴”以後（1）

“*”愈來愈帶上它的瘋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發展。１９６７年伊始，黨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發出了“１９６７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的號召，要求對黨內的所謂“走資派”展開總攻擊。在上海便發生了“一月風暴”，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