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價格，每個人也都對價格瞭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後能得到什麼。”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是這位主管，在今天“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度尼西亞，他卻哀嘆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亂。”

與此同時，如若不存在*現象，印度尼西亞本應該發展得更快，這從韓國的發展歷程中可見一斑。在蘇哈托執政時期，據說韓國的*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亞，而這個“亞洲小虎”的發展速度卻遠超印度尼西亞。儘管犯下了大錯，但蘇哈托確實為這個曾經混亂的國家帶來了嚴明的秩序和社會安定，而且事後再猜測沒有他的領導可能會出現何種情況就很難了。蘇哈托下臺後近10年裡，一個充滿活力的*政體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亞並沒有達到蘇哈托*專制下實現的經濟發展速度。

但這似乎並不應動搖我們在減少*問題上的立場。取得蘇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亞這般經濟發展成就的高度*的國家本就少之又少，但這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無法證明根除*的好處。政策制定者和對外援助者總喜歡以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但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偏偏是複雜和模稜兩可的。什麼情況下*還能創造印度尼西亞這樣的經濟奇蹟？什麼情況下*會造成經濟停滯或倒退，類似非洲撒哈啦沙漠以南的國家的情況？作為*問題的研究者，我們尚無法給出答案。但我們正開始研究同類問題的竊案。一個如蘇哈托般強勢的*者的領導是否有助於*行為的組織化？如果官員和政客的官位無憂且可確保“貨”能如約送達，那麼*的破壞性是不是就會減弱？既然經濟學家已經開始研究衡量*更好的方法，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手段搞清楚在哪些方面*將造成嚴重破壞且最終幫助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國家撫平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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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泰國和義大利的腐敗

我們衡量政治紐帶價值的嘗試始於印度尼西亞，但並未止於此。蘇哈托政府被視為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個星球上最*的*者之一，其時正是我們的研究開始的時候。因此，寬泛且籠統地認為，在官僚機構*程度較輕或*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中，*現象較為嚴重。然而，我們卻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亞*問題時所使用的方法來研究世界各國的*問題。

但我們不能在研究任何一個國家的*程度時都這麼做，這些國家必須滿足我們在印度尼西亞進行研究時具備的全部條件。首先，我們開展研究的國家必須存在一個活躍的股票市場，以便觀察投資者對政治紐帶價值所下的賭注。非洲國家幾乎都沒有規模足夠大的公司支撐股票市場的有序執行，因此我們無法使用這一方法研究這些國家的情況（我們將在第四章中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程度）。而且，即使在馬來西亞這樣稍微富裕點的國家，股市也是到20世紀90年代才發展起來的。此外，我們還需要認真衡量公司的政治紐帶關係的發展程度，因此我們需要某些追蹤政商關係發展脈絡的方法。在泰國和義大利做到這點很容易，因為在這些國家，政界人士自身也運營著該國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這麼做卻不是很靠譜（儘管並非不可能），因為在泰國、義大利這些國家，政商之間至少存在著一種名義上的分離，而美國不是這樣的。最後，我們還需要預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風暴，如將改變政治紐帶價值的令人驚詫的選舉結果，或者一位領導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最為著名的經濟學研究學者是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金融學教授瑪拉·法西奧（Mara　Faccio），她曾在全球範圍內實踐衡量政治紐帶價值方法。為了獲得一個全面的關於政治關係的價值指數，她曾長期觀察商界大亨們的政治發跡史（以及許多政界人士的商場經歷），追蹤家族政治關係世代相承的脈絡，並瀏覽當地報紙的社會專欄以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