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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顧頡剛離開北京（2）

顧頡剛一直對這樣的調查活動充滿興致的，他說：

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眾離得太遠了，自以為雅人而鄙薄他們為俗物，自居於貴族而呼斥他們為賤民。弄得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做官的，一種是做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隻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連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活）……這幾年中，“到民間去”的呼聲很高……然而因為智識階級的自尊自貴的惡習總不易除掉，所以只聽得“到民間去”的呼聲，看不見“到民間去”的事實。

顧頡剛終於獲得了“到民間去”的機會，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他自然全力以赴。特別是調查同仁之一的孫伏園正擔任《京報》副刊主筆，這次調查的材料結果，不愁沒有發表的園地，顧頡剛更覺得興奮起來了。只是，轉念一想，發表這些調查資料，會不會引起非議：《京報》提倡起迷信來了！顧頡剛又突然感覺有些沮喪。

想要“到民間去”，竟陷於這樣的精神困境，是顧頡剛始料未及的。然而，更讓他難過的是知識人的經濟困境。這趟妙峰山之旅，調查的費用“僅僅領到五十元”，已不禁令他嘆息不已：“堂堂的*，為什麼在學術方面的供應竟缺乏到這樣呢？”不要痴想國家政府會支援這樣的調查活動，顧頡剛自己的生計，都大有問題了。

在北京大學工作的顧頡剛，基本上得仰賴薪水過日子。可是，財政困窘的北京政府，沒有辦法按時發薪。1925年1月的薪水，得拖到6月才領得到第一筆，要到7月才能全部領齊。幸而顧頡剛在孔德學校兼職之所得，倒還可以按時全部收到，不致完全困窘無門。1925年12月底，因為前妻之父吳壽朋去世，顧頡剛為了喪事“出款浩繁”，已經吃緊，不料，到了1月初，不僅北大這個月不能發薪，連孔德學校“亦僅半薪”，讓他大嘆“如何得了”，妻子為此，亦是“肝火甚旺”。1月6日，好不容易請“長官”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向學校借了八十八元，“可還許多小債”，然此終非長久之計。妻子因為鬧窮的關係，“不懌之色，萃面盎背”，更讓顧頡剛大為“不歡”（《顧頡剛日記》，1926年4月2日）。顧頡剛自己更是“債臺高築”，結算一下，“負債幾及二千元”（《顧頡剛日記》，1926年5月16日）。“手頭乾涸已極”，甚至於房租都沒法子付了，“沒有法子”，只好向恩師胡適開口，“承借六十元”。本來，顧頡剛蘇州老家“非無錢”，可是他“以種種牽阻，終不能向家中取錢”，反而得“有賴於師友之濟助，思之悲憤。回家後哭了一場”（《顧頡剛日記》，1926年6月6日）。雖然，顧頡剛可以賣文救急，卻總覺得自己不該把學問之事當成生計的奴僕，更覺得這樣一來，做學問就不忠實了，不免內疚。生活窘迫既然如此，“北京居，大不易”，這樣的環境，還能待下去嗎？

三

這時候在北京大學任職的顧頡剛，同時也邁出了經營與學術文化息息相關的社會事業的腳步。

原先，當顧頡剛在1922年夏祖母病重時曾回原籍蘇州照料，並且進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員。在上海的他，同一起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的沈雁冰（茅盾）、周予同、鄭振鐸等人，交往密切，常常聚在一起討論、閒談、聽留聲機。1923年1月初，鄭振鐸在聚會的時候發言道：“我們替商務印書館編教科書和各種刊物，出一本書，他們可以賺幾十萬，我們替資本家賺錢太多了，還不如自己來辦一個書社的好。”眾議皆諾。於是，除了鄭振鐸與顧頡剛之外，聯絡了沈雁冰、周予同、胡愈之、王伯祥、葉聖陶、謝六逸、陳達夫與常燕生，組成書社，約定每個人每月繳十元，十個人共一百元，由顧頡剛存入銀行。周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