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在農業公社旁邊的牧獵公社，或者換一種說法，在可以看到和接觸到那些仍處於畜牧階段的各民族（他們忍受著在乾旱時期草原所固有的駭人聽聞的饑荒）的地區內，不斷繁榮的農業公社在發展，它們之間不僅呈現出突出的經濟懸殊差別，而且還呈現出更加殘酷的社會差別。再說一遍，人類地理學上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定居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相互態度，使我們回想起同處於一個現代城市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感情。耕耘著中國北部優質黃土地的農業公社，種植著伊朗的田園，或基輔的肥沃黑土地的那些農業公社，被一條貧瘠的牧地圍住，牧地上常常是惡劣的氣候條件，那兒十年一次的乾旱，水源乾枯，牧草枯萎，牲畜死亡，隨之而來的是遊牧民本身的死亡。

在這種條件下，遊牧民族對農耕地區的定期性推進成了一條自然規律。加之這些遊牧民，無論是突厥人或者蒙古人，都屬於理解力很強、頭腦冷靜和注重實際的人，由於所處環境的嚴酷現實的訓練，他們隨時準備服從命令。當定居公社，通常是處於衰敗中的公社，在其猛攻下屈服時，他們進入了這個城市，在最初幾小時的屠殺結束之後，他們不費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敗的統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親自登上了像中國的大汗、波斯的國王、印度的皇帝和羅姆的蘇丹這些歷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並採取適合於自己的相應的稱號。在北京，他成了半個中國人，在伊斯法罕和刺夷，他成了半個波斯人。

草原與城市之間持久的調和是最終的結果嗎？絕不是。人類地理學上不可抗拒的規律繼續發生作用。即令中國化或伊朗化的可汗沒有被一些本地區的反抗（無論是緩慢的，或是突發的）所推翻，那麼，來自草原深處的新的遊牧部落、即飢餓的部落，將會出現在他的邊境上，把他們這位暴發的堂兄弟只看成是又一位塔吉克人或拓跋族人，即波斯人或中國人，他們重複著這種冒險，使他處於不利的地位。

這種冒險怎麼大多都能成功呢？同一旋律怎麼會在從匈奴進入洛陽到滿人進入北京的整整13個世紀中反覆發生呢？答案是：遊牧者儘管在物質文化上發展緩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軍事優勢。他是馬上弓箭手。這一專門化兵種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術和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靈活性的騎兵組成，這一兵種，賦予了他勝過定居民族的巨大優勢，就像火炮賦予近代歐洲勝過世界其他地區的優勢一樣。事實上，中國人和伊朗人都沒有忽視過這支騎兵。中國人從公元前3世紀起就採用了他們的騎馬服裝。波斯人從帕提亞時代起就領略了騎兵撤退時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這一領域裡，中國人、伊朗人、羅斯人、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從未能與蒙古人相匹敵。他們從孩提時代就受到訓練，在一望無垠的大草原上奔跑著追逐鹿於，習慣於耐心的潛步追蹤和懂得捕捉獵物（他們賴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種詭計，他們是不可戰勝的。並不是說他們常常遇上敵人，相反，他在對他的敵人發動突然攻擊之後，就消失了，然後又出現，緊緊追隨敵人，而不讓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獵物一樣，他折磨對方，拖垮對方，直到他們的對手精疲力盡。這支騎兵矇蔽人的靈活性和無處不在的假象，一經被成吉思汗的兩員大將者別（哲別）和速不臺所掌握，就賦予了它一種共同的智慧。普蘭&iddot;迦爾賓和盧布魯克曾親眼目睹過戰鬥中的這支騎兵，他們被它決定性的技術優勢所震驚。馬其頓方陣和羅馬軍團都消亡了，因為它們產生於馬其頓和羅馬政體，它們是有組織的國家部署的產物，像所有國家一樣，它們興起、發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馬上弓箭手們統治著歐亞達13個世紀之久，因為他們是大地的自然產物，是飢餓和慾望的產物，是熬過了饑荒歲月倖存下來的遊牧民。當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時，他是能夠這樣做的，因為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