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呼倫貝爾地區的移民

進入清朝以後，由於監控蒙古和防禦沙俄的需要，呼倫貝爾成了舉足輕重的戰略要地。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的奇文瑛副教授在2001年其1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發表題為《清代呼倫貝爾地區的兩次移民與得失》，探討移民和得與失。清朝第一次向呼倫貝爾移民是雍正十年開始的。移民物件主要是遊牧民族，移民性質屬於駐防邊務。因家眷同往，所以實際的移民數量比較大。清朝把他們編入八旗，使其丁成為披甲，享有俸祿。由於是因軍事需要而進行的國家行為，第一次移民進行順利，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第二次移民是在光緒三十三年開始的。移民的目的是&ldo;興辦屯墾以實邊境&rdo;，移民的物件主要是農業人口。在大批農業人口進入呼倫貝爾之前，舊有的軍政合一的八旗駐防體制需要改制，在改制後實行了移民，移民分移兵和移民兩部分。首先移來部分漢兵，又鼓勵農業人口移民。但是，第二次移民除了實現改制外，真正的移民人數很少。主要原因是清朝國力衰微和舊體制的束縛，移來的農業民族不適應自然環境也是一個原因。第二次移民不太成功。

17世紀蒙古編年史受到佛教的影響

佛教對蒙古的影響表現在各個方面，就連蒙古編年史都沒有逃過。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的西都日古博士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論藏傳佛教對17世紀蒙古編年史的影響》，闡述佛教對蒙古編年史的影響。16世紀末，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以後，其宗教神權思想成為蒙古社會的統治思想，對蒙古史書的編撰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於蒙古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迅速傳遍蒙古地區，蒙古史家們為了達到宣揚佛教的目的，不惜歪曲歷史，把蒙古歷代大汗加以神化，有的還說成的佛教的所謂&ldo;轉輪王&rdo;。他們用佛教歷史觀來改寫歷史，並用它來解釋蒙古歷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和現象。在編撰內容上把蒙元時期的史實改寫成宗教傳說故事，甚至編造了所謂印、藏、蒙同源論這一新的史學模式，把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古印度。在編撰形式上17世紀蒙古編年史大多採用佛教世界觀-印度王統-西藏王統-蒙古歷史四段式的固定寫法，另外在史書卷首、卷尾大多都有充滿佛教色彩的祝福詞或訓誡詩句。藏傳佛教直接導致諸蒙古編年史佛教色彩過於濃厚，使蒙古編年史不折不扣地變成了宗教化了的歷史。

元代的路總管府

元代的路制，具有承襲金代之舊，又對前代舊制有所改革的基本特徵。安徽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金銑先生在2001年第3期《中國史研究》上發表題為《元代路總管府的建立及其制度》一文，研究和探討元代路制的問題。金末戰亂和世侯割據打亂了金代路級管理體制，元初忽必烈整頓地方機構，實行&ldo;軍民分治&rdo;，集地方民政、財政、司法之權於總管府，從而建立起新的元代路總管府制度；忽必烈在建立新的路制過程中，重新分析中原地區路級政區，後又因地制宜地把這一制度推行到南方和邊疆地區，形成元朝統轄區各地的總管府的建立；元代諸路在職權及政區劃分上都與前代不同，由於重建諸路以及行省制的建立，元代路已失去地方一級政區的地位，路級地方管理體制顯得零亂複雜。

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物質層面解讀

由於草原大範圍的環境惡化及生態危機，尤其是對於蒙古民族及其古老的遊牧文化生存、發展構成威脅的草原退化、沙化、荒漠化等，要求我們在人類已有的文化財富中去發現、恢復或改造其中生態化的成分，用來補充、更新我們當今的文化，並以此來戰勝生態危機所帶來的威脅。葛根高娃副編審和薄音湖教授在2002年第1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