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層知識”與“下層知識”的文學

李建軍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崇高的境遇及其他》，批評過一些作家的創作和價值觀。我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一些大眾文學作家是非常值得解剖的。丹尼爾·貝爾曾經寫過一個《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尖銳地剖析了美國的“現代主義”文化現象。如果要分析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矛盾，譬如像王朔這樣的作家，就絕對是很值得注意的個案。

因為他們更多的是一個問題作家，他們的作品也更多的是一個問題現象，表徵著人格上的病態、分裂。他們身上缺乏理性精神，缺乏理想光芒，缺乏溫暖和積極的東西。

邁克爾·波蘭尼在他的《個人知識》這部鉅著裡面，曾經講到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概念“上層知識”。這是指所有那些偉大的知識分子、哲學家、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和行為中表現出來的東西的總和，是一種我們人類能夠普遍和持久享用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但是，在中國許多作家身上，是沒有這些東西的。如果可以仿造一個相反的詞，那它應該叫“下層知識”。在他們的作品和言論中，我們更多看到的，就是這種“下層知識”，就是一種小家子氣的、思想混亂的、非理性的胡鬧，是庸俗、淺薄的自我中心主義。它們有解構，但沒有建構，有反諷，但是缺乏同情。這種內心的任性、冷酷和黑暗的東西，帶給我們娛樂的*，但是沒有精神上的昇華。

他們既是娛樂媒體的“寵兒”，更是一個娛樂化時代的犧牲品。面對媒體，他們其實是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的人。他們知道媒體要從他們這裡拿走什麼，他們不僅給了，而且給的比要的還多。在這樣一個娛樂語境裡面，這些作家一方面表現出了恩格斯曾經批評過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庸俗的、缺乏首創精神的、安於現狀的一面，表現出一種對於世俗、流行的價值觀的認同，同時，也表現出缺乏發現、批判真正的社會問題的能力和精神。所以，他們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積極意義上的文化英雄，而是在消極的意義上凸顯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問題和精神危機。

與之不同，波蘭尼講的那種上層文化，它表現出的是寬容、同情和憐憫，是一種愛意。我們為什麼說《紅樓夢》偉大？就在於《紅樓夢》裡面表達了一種上層知識，一種上層情感，一種上層價值觀。比如，《紅樓夢》第二十回寫到賈寶玉，他看到賈環跟一個丫環叫鶯兒的一起在玩，擲骰子贏錢。賈環耍賴，把鶯兒的錢給賴走了。這時候賈寶玉出現了，賈環就有點怕他，作者有一句話，我讀過以後就一直記著：“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但王朔們似乎就怕別人不怕他！所以，我覺得他們的人格和文格，或者說作家的人和文，就顯示著我們這個時代價值觀的混亂和內心世界的無序感。

中國的現實問題很複雜，需要冷靜地去思考，勇敢地去面對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整天滿足於做娛樂文化的玩偶，甚至最終淪為它的犧牲品，那實在太可憐了。在一個娛樂化的時代造就一個消極的“英雄”是不難的，但要出現一個追求上層文化的真正優秀的人，卻是非常非常難的。

蔣泥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文字。我以前讀過他的書《不死的光芒》和《灰色地帶》，他給我的印象是：具有批評的精神，善於提出問題，有分析問題的能力，是一個有生氣、有力量的青年作家。

當代的創作狀況問題不少。很多作家的作品越寫越差。餘華的《兄弟》，老實講，我耐著性子讀了以後，失望極了，一點兒批評他的慾望與衝動都沒有，它根本就不值得你去說，簡直就不值一談！

有這麼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負責任地研究和批評，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像蔣泥這樣的作家，需要他的這種嚴肅的質疑精神，這種耐煩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