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丕鑑於黃巾起義的教訓，害怕下面的貧民利用宗教組織起來進行造反，便對早期道教採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面進行限制或鎮壓，另一方面又進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將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郄儉等，召集到身邊，既可以謀求養生方術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們鼓動老百姓造反，最後分化瓦解了當時的道教組織，使之陷於混亂。

隋文帝對道教採取懷柔政策，修建道觀。隋煬帝楊廣崇道更甚，在位時於長安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觀，楊廣還親自召見茅山宗宗師王遠知，並以帝王之尊，“親執弟子之禮”，敕命于都城長安建玉清壇以處之。

北宋歷代帝王承襲唐朝道儒釋相容和對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宋真宗稱趙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趙玄郎下降於延恩殿，於是加封為“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虔誠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並行幸亳州太清宮，謁拜老子神像。

明朝正一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朱元璋攻佔南昌時，正一道第42代天師張正常就曾譴使拜謁，密告“符命”，與朱氏接上關係。明朝開國後，張正常於洪武元年入朝禮賀，明太祖封他為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張氏永掌天下道教事，從此正一天師便上升為道教各派首領，其地位較元代正一天師統領江南道教更高。

為什麼道教沒有成為漢民族統一信仰的宗教呢？因為道教的思想是把個人的健康長壽當成目的，講求個人清修對於激烈的社會競爭不是像儒家那樣去採取積極適應的態度，而是採取消極避讓的態度；其二是道教的思想非常玄，道教經典對於一般老百姓也十分難懂，制約了它向中國廣大不識字的民眾傳播。

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很長一部分都是非主流，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大一統皇權**沒有了，儒家正統地位也失去了依靠，中國四分五裂，佛教這個異族宗教乘虛而入，從此在中國大地佔穩了腳跟，並且主要還是先在北方那些非漢族政權那裡獲得成功，然後才突破長江進入南方。

可是，一旦中國在隋唐恢復了大一統政權後，儒家正統地位很快獲得恢復，畢竟儒家學說才是皇權**的同構體。從隋朝開始的科舉考試，仍然只考儒家經典。相信佛道，在政治上是沒有前途的，制約了佛道的傳播。只有那些政治上一時失意的官僚和文人，才把佛道作為精神寄託的手段。

再到後世，因為某個外來的政治宗教進入中土，使得中土儒佛道全都一起遭殃，當時全國各地大小寺廟被毀無數，全國性宗教組織禁止活動。雖然後來撥亂反正，宗教組織開始恢復活動，各地寺廟恢復很快，信教群眾也逐漸增多，但漢人對任何一種宗教的信仰都混亂了。

漢人一會兒往佛教寺廟拜佛求籤，一會兒去道觀請籤。哪裡有神就到哪裡去拜，遍及全國的鄉村的廟宇，也是三教大小諸神都供奉，雖然表明漢人的信仰包容性強，另一方面也表明漢人缺乏堅定的信仰，對於信仰抱著實用主義的目的，大多為現世牟利，解決眼前困難等物質上的追求。什麼都信仰，恰恰是什麼都不信仰。誰管事就求誰。誰起作用，就給誰進貢。就像他們對待官府官僚那樣的態度來對待諸神，難道是有宗教信仰嗎？活脫脫的功利主義的寫照，這完全是沒有信仰的表現。

呂布不無悲哀地想到：“董仲舒之後的儒教思想**破壞了消解了漢人的宗教信仰，某政治宗教的文化暴政更摧毀了漢人最後僅剩一點的精神信仰，從此之後，漢人沒有信仰，沒有對神靈的敬畏之心。沒有原則，沒有良心譴責。剩下的只是對**獨裁官府的恐懼，一切以眼前利益為行為準則，這樣的社會如何產生和諧？如果連儒家宗法禮教都被破除了，維繫這個民族團結發展和抵禦外敵的紐帶就只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