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的人，卻不能收錄進去。”

可是，作為一名歷史工作者，理性永遠是第一位的。朱成山說：“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南京大屠殺的時間地點是有明確概念的。我們要對歷史負責，真實地記錄歷史。如果任憑感情驅使，擴大《名錄》的範圍，那麼日本右翼勢力又會找到否認這段歷史的口實。”

第一批《名錄》出版了，資料庫中原有的9600多個遇難者名字，最終只收錄了8242個。

那些逝去的面孔（1）

《名錄》編輯將近尾聲時，朱成山覺得只有名字和簡單資料，那些遇難者還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有很多遇難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個個笑靨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殺來臨時，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無情地摧毀了。“如果我們能找到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形象，那對於今人來說，將是極大的震撼。”

但70年前的中國，有照片的人寥寥無幾。“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錢人。當時，有些積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殺中遇難的大多是社會最底層的平民。他們怎麼可能有照片呢？”

況且，經歷70年，那些老照片能儲存下來的，更是鳳毛麟角。我從一份檔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親給南京國民政府的呈文後面，曾經附上兩張他遇難兒子的照片。60年後，這份檔案上標明，照片已遺失。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曾面向社會徵集過遇難者照片，但幾年過去了，只收集到20幾張照片，有的還是畫像。這與30萬的死難者人數太不相稱了。

怎樣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場買東西的時候，看到商場裡有人正在用電腦給顧客畫像。這一幕觸動了他的神經。“可不可以採用電腦畫像的方式來給遇難者畫像呢？”回到館裡，他馬上讓工作人員尋找電腦畫像的裝置。幾經尋找，他們終於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於刑事偵查的電腦畫像軟體。軟體中存著幾百張人的五官型別，按照倖存者的描述，把這些五官拼起來，遇難者的形象不就出來了嗎？這個發現，讓他們非常激動。

軟體買來後，紀念館工作人員燕龍溪和司機小孫開著車，帶著裝置開始了對倖存者的走訪。時隔70年，那些倖存的老人還能否記得當年親人的相貌，燕龍溪沒有把握。走訪了幾家之後，他發現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繪出那些逝去的臉。那段慘痛的經歷，給他們的印象太深了。

畫像工作進行了一段時間後，燕龍溪發現一個問題。由於這套系統原來是為公安部門作刑事偵查用的，所以圖譜中沒有老人和小孩的資料。怎麼辦？他們只好求助於軟體開發商。

為此，兩個山西工程師特意趕到南京來為他們改進系統。圖譜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龍溪又拿著照相機，到幼兒園和小學去給孩子拍照。“當時也不敢告訴人家是為了給遇難者畫遺像用的，怕人家忌諱嘛！只能含糊地說，留作素材。”

一輛車，兩個人。一年間，燕龍溪他們在南京跑了將近10萬公里，走訪了上百名倖存者，360多幅遇難者的遺像畫出來了。70年後，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親朋的形象，非常激動。他們說：“像！像！就是他……”

那些逝去的面孔（2）

有的倖存者知道這個訊息，全家扶老攜幼到館裡來畫像。給燕龍溪印象最深的是一個90多歲的老爺子，當年是國民黨守軍。去年夏天，他自己騎了40分鐘腳踏車來到館裡畫像。臨走時，燕龍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爺子執意要自己騎車回家。

雖然大部分倖存者都對電腦畫像很認可。但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並不滿意，梁強說：“電腦畫像畢竟是拼起來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個人像不像，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