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很多遇難者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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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之間（1）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日益豐富起來，那些曾經遮蔽在抽象數字和形容詞後面真實的歷史漸漸顯露。雖然以往的資料都不是以人為記述物件的，但《名錄》的編輯者們認為，把那些湮沒在史料中的名字拎出來，不是特別困難的事。

作為朱成山的研究生，顏玉凡從一開始便參加了《名錄》的編輯。她記得查的第一本書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日誌》。那本書按日期把每天發生在南京的暴行記錄下來，收錄起來並不困難。但隨著翻閱史料的增加，顏玉凡感到越來越難。

由於歷次做調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倖存者和遇難者的資訊也不全。有的人沒有遇難的地點和方式，有的人遇難時間不明確，有的人沒有遇難時的年齡，有的人甚至沒有正經名字。“什麼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張鐵匠，只要有一個指代，我們都收錄了。名字只是個代號，就算有一個外號也能證明這個人曾經存在過。”但倖存者敘述中，被日軍用鐵絲穿過鎖骨掛在樹上的七八個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婦，被成千上萬集體屠殺的繳械士兵，卻只能放棄了。“畢竟，我們是名錄，必須要有一個起碼的稱呼。”

更令顏玉凡他們為難的是，在歷次調查留下的材料中，受害者資料常有互相矛盾之處。

“有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卻是一個人。”

編輯者張亮記得，在1946年調查中，有一位叫周永才的男子，1937年12月在大方巷10號被日軍擄走後，杳無音信。而1945年他母親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他的名字卻變成了“周永財”。“這顯然是一個人。只是因為調查人員沒有核實名字才記錯了。”

還有很多人名，同音同字卻不是一個人。編輯者楊曉宇記得，那時候婦女很多叫秀英，《名錄》裡光倖存者就有不下10個張秀英。此外，舊時代婦女沒有正經名字，結了婚以後都從夫姓，“什麼王王氏、王李氏重複的就更多了。”他們往往根據遇難者的年齡來判斷是否是同一個人。

顏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個“戴呆子”。她感覺這5個戴呆子其實是一個人，但不同的記錄裡，他們遇害的時間不一樣，遇害的地點也不一樣，遇害的方式還不一樣。“但我發現這些錯位的資訊，彼此都有聯絡。有的資料寫他遇難時在估衣廊133號，原住址是韓家巷6號。有的資料寫他遇難的地點是韓家巷6號。這可能是調查時發生了混淆。有的資料寫他在日本兵強姦一個婦女時闖進，被日本兵槍殺，有的資料就直接寫槍殺。”種種跡象表明，這5個人名，其實是一個人。

如果遇到實在難以決斷的時候，顏玉凡就去請教館長或者標上註釋，她從不敢擅自刪掉一個人名。“因為我覺得這個責任太重大了，我承擔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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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之間（2）

在取捨時，最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錄》之外的生命。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東京法庭認定南京大屠殺的時間範圍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這6周，空間範圍則是南京特別行政區劃內11個區。“不是說，這之外就沒有屠殺，只是，這6周是屠殺最慘烈的時候。”

但這樣的劃分，使相當一批遇難者和倖存者被排除在《名錄》外。顏玉凡記得，一份記錄中，南京郊區有一個村因為拒絕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殺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幾個人。但這個屠殺卻發生在1938年4月間。由於時間不符，只能從《名錄》中刪除了。

這種抉擇讓顏玉凡非常難過，“很多在那6周被殺害的人，想找到他們的名字都辦不到，而這些有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