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旬為降雪時間，冬季結束時降雪深達一尺。

靜靜地躺在病床上，姜瑞元正望著窗外飄落的枯葉，思緒萬千。姜瑞元因為這段時間的所見所聞而多與蘇俄聯絡員爭執。未果之下，精神緊張，一度要求去療養院療養。

蘇俄紅門組織部拗不過他，便批准了這件事情。

躺在病床上的這個中年人，並不顯老，也無病態。唯一讓人嘆息的，就是他眉宇間的猶豫以及傷感。俊逸儒雅的面相，瑩白如玉，如此的書卷氣質，不知迷倒了多少俄羅斯姑娘。

手上拿著鋼筆，他正依靠在床頭，寫著日子。室內沒有其餘的聲響和吵鬧，唯有筆紙間莎莎莎的磨擦聲。

姜瑞元在潔白的紙上寫著：“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紅對我們****的援助，為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紅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一切的緣故都出在這三個月的蘇俄遊的經過，姜瑞元發現了在蘇聯的社會中或是俄紅中間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著，看清了屎大淋清黨是“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是一種為人治而鋪路的集權手段。

在這一刻，他終於認清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和恐怖的組織。

這與他所在之中國**黨的三妹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在他未曾親自訪俄前，是完全沒有料到的。

故而在日記中寫出了：“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姜瑞元對蘇俄方面的不滿，從其日記看，最初起於10月10日他對莫斯科中國留學生演講時，有留學生批評他過於宣傳孫逸仙，有個人崇拜之嫌。這一批評立即觸動了姜瑞元的敏感神經。

事情雖小，但卻直指了孫逸仙的致命要害，使姜瑞元作出“損人利己之徒，誘引青年，自植勢力，而不顧黨誼”的判斷，對蘇俄多出一份戒心。應該說，當時留學生的批評還是比較溫和，蘇俄方面也確不應為此負直接責任，但蔣心中仍留下一絲抹之不去的陰影。

“因以中國青年自大之心，及其願為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國領袖，甚為吾黨懼焉。”這樣一句話，無疑表明了蘇俄紅門主義對心靈缺乏信仰之中國學生的心靈扭曲。這一點，最終讓他對此種**理念產生了根本懷疑。

如果不是因為後期的日本侵華，估計他還有一個可以改個社會的機會。只可惜，歷史如果，成王敗寇，一直如此。

如果說，雙方的這次嫌隙主要是由於姜瑞元的狹隘和猜疑造成的，那麼接著而來的不快，責任則主要在蘇俄方面。外蒙自世紀初由沙俄策動獨立後，一直是當時許多中國人的一件痛事。

早在1912年，姜瑞元主編《軍聲》雜誌時，專門撰寫過《徵蒙作戰芻議》、《蒙藏問題根本解決辦法》，主張武力平定蒙、藏叛亂。這次到蘇俄，蔣期望新政權能對蒙古問題有所交待。

他一方面向俄方提出在烏蘭巴托以南地區建立一支**黨新軍的計劃，含蓄表達出中方對蒙古的宗主權，另方面於10月下旬直接與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會談，希望蘇俄放棄對蒙古的操縱，但雙方在此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無結果而散”。

所有這些，的確使蔣介石產生了一定的緊張和不滿情緒，俄方檔案寫道：“由於神經緊張、過度勞累等原因，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