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孀”。

或許20世紀初在女同性戀者當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納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內、勒內？維維安、熱爾特律德？斯坦，以及她們的朋友。巴黎上流社會接受了那些創造性的唯美主義者、新藝術或先鋒派的擁護者，部分因為她們的外國血統。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樣生活的權利。在這個圈子附近，人們發現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律師、醫師，甚至教授。這些女人不再滿足於充當配角，在生活和愛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輕視，她們發現沒有簡單的事情。為克服障礙，她們需要女人和少數男人的友誼或愛情。

在所有單身男女之中，無家可歸者在社會上引起了人們很大的疑慮。人們認為住處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條件，而流浪漢被視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與熟悉的叫賣小販形成對比，守護著財產滿懷猜疑的農民將流浪漢和吉卜賽人視為潛在的小偷，因此也這樣對待他們。在日瓦丹，村民把鐵器商扔進溝裡，因為他付不出酒錢。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國採取嚴厲的措施對待那些沒用的人。慣犯，通常是那些被稱作“不適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賊和流浪漢，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髮配到蓋亞那。流浪漢常遭監禁，配發身份證和健康證，他們被指控對健康造成威脅，因為據說他們在傳播細菌和肺結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獨身主義者、單身漢和無家可歸者生活在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外圍邊緣，其肉體和精神生活是複雜的。他們遭到懷疑或指控，老想著對付那張仍然相對寬鬆但慢慢收緊的網。

在一個視長壽為現代化標誌的社會里，他們過時的地位標誌是，他們的生命不但孤獨而且短暫。獨身主義者常常死於衰老或自殺。涂爾幹將這個群體的高自殺率視為與一個社會非互動作用的證明。從鄉村湧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於肺結核病。在這些人當中，我們發現了在城市北部和東部貧困地區租房的里昂絲綢工、巴黎閣樓女僕、克魯斯泥瓦匠。實際上，肺結核，經常被公然抨擊為獨身主義的禍端，只是起到延長其獨身生活的作用，因為婚姻對傳染病蔓延的恐懼是如此之強烈。

隱居，不僅僅是個人的權利，也是個人與他人的關係的一種表現方式。它並非這個社會的真實形象，因為這個社會無論如何最重視的仍是家庭的平和、溫暖。

對於回憶的渴望（1）

“在費勒維爾的莊園，一派興味盎然的繁忙景象。”卡米耶、馬德萊娜、瑪格麗特和索菲為表兄弟們的造訪而匆忙地準備著。“她們往來穿梭，一會兒樓上，一會兒樓下，一路小跑地透過走廊，她們雀躍著，歡笑著，喊叫著，彼此推搡著。”萬事俱備，只等小夥子們的到來——她們已經有些迫不及待了，莊園裡給小夥子們準備的休息室也在恭候著他們的來臨。花束佈置停當後，準備工作即大功告成，而塞居爾的伯爵夫人在1859年所作的小說《假日》也就此開始了。

此次拜訪的時間恰逢暑假。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們聚集在一起，姑娘們等候著小夥子們。作為真正的女主人，她們事必躬親，包括花束的擺放這樣的細節，以確保她們的表兄弟們能受到恰如其分的歡迎。她們流露出的情感標誌著此事的重要，她們竭力履行著身為女人的義務，因為總的說來，對私人場合的佈置安排正是女人的職責。

假日的歡樂不僅表現在空間場所上，而且也體現在時間跨度的構建之中。當孩子們團聚在一處時，總是透過回憶過去，比如此前的夏日中發生的事情來彼此問候：

“我們肯定還會做許多蠢事的，就像兩年前一樣。”

“你還記得我們捉的那些蝴蝶嗎？”

“還有那些我們沒捉到的？”

“還有那個可憐的癩蛤蟆。”

“還有那隻小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