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結果將是悲劇性的。野心被粉碎了。孩子感覺自己罪責難脫，父母則會因其有負盛望而耿耿於懷。由此想到了波德萊爾，他始終未能克服內心深處對母親奧皮斯的愧疚感。還有範？戈夫，他寫給哥哥泰烏的信中充滿了對“壞兒子”稱謂的無助反抗。作為存在主義渴望的根源，19世紀的家庭極權主義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根深蒂固的神經質特性。

但同時，孩子也是一個愛的物件。1850年以後，如果一個孩子死去了，他的親屬們都會服喪，就如同他們為一個成年人所做的那樣。私下裡，他們可能會對著他的一縷頭髮哭泣。難道這僅僅是中產階級的感情主義嗎？絕不是這樣的。在洛林這個鋼鐵工業的中心區，母親們，工人的妻子們，“所有人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之中。無論何時相見，（她們）都會用方格子手絹擦抹去傷心的淚水。”在教育方面，勒古韋對“溫情原則的優越性”大加頌揚，並倡導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撫養孩子應該是為他們著想，而不應是為了他們的長輩；他們的興趣可能會與集體的興趣不一致。孩子自己為命運負責，因此，根據自由主義教育家的理論，重要的是發展創造性，即使是付出某種不確定的代價；按照這種方法，學生們在以後可以自由地做出個性化的選擇。

父母與孩子（7）

根據許多以孩子為物件進行的觀察，包括學校記錄的這種強迫人接受的觀察，我們對於孩子們是如何相互看待、如何彼此交談的有了一些感性認識。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孩子的語言、體態、性行為和遊戲的多樣化具體符號之中，以前的陳規舊框消失不見了。到這時為止，童年已然被視作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時刻。每一本自傳都以童年開始，並會對這段時光詳盡描述，而教育小說則會追尋英雄的童年和青年時期的軌跡。與生命中的其他時期相對，童年成為了成年的基礎，而孩子則成為了一個人。

在傳統社會中不為人知的青春期少年，現在清晰地進入了人們聚焦的視野範圍。布豐，甚至是盧梭，都曾呼籲對生命中那一時期的危險性以及對今後人生的影響多予關注，這一段時期從第一次領受聖餐一直到男孩子的畢業典禮或徵召服役和女孩子的出嫁。盧梭的《埃米爾》第四冊全部都獻給了“這一關鍵時期”，這是性特徵形成的時期。“我們有出生了兩次的感覺，一次是為了存在而生，另一次是為了生活而生；一次是為了聖餐而生，另一次是為了性而生……就如同大海的咆哮遠在暴風雨之前就已然開始，新生的激｜情同樣也預言著這種風暴般的發育。朦朧的青春騷動警示著這種迫近的危險。”

將青春期視為關鍵時期的觀念，在19世紀反覆興起；最熱衷此觀念的是那些醫師們，他們在1780年至1840年期間寫了許多有關男孩和女孩青春期的論文，以及與此有關的藥物療法。青春期不僅對個人是危險的，對於社會也是如此，當然對這一點是有爭議的。尋求自身特性的青春期少年是追求自我道德與身體形象的狂熱分子。鏡子使他著迷。對馬科斯？斯特那來說，他就曾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並因此產生要解除社會枷鎖的傾向。涂爾幹持有同樣的觀點。如果年輕人比他們的長輩更具自殺傾向的話，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完全融入社會。此外，青春期少年的*使他們更傾向於暴力、野蠻和虐待狂（比如對待動物）。他們有*和嗜血的癖好。

從這種對青春期少年性格特質的描述來看，這是通向青春期犯罪概念的一個步驟，雖然只是一小步，迪普拉在一本有關當時青春期犯罪及成因的典型著作中對青春期犯罪者進行了分析。迪普拉認為，青春期少年是“天生的流浪漢”，迷戀於旅行和走動，骨子裡就不安穩，整天忙碌於“近乎歇斯底里和癲癇狀態的東奔西走，他無法抗拒旅行的衝動”。青春期少年有自己的病理，包括諸如“青春期痴呆”被定義為“一種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