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尷尬之心態，盡呈於目前。

第二次夢入甄寶玉家，無獨有偶，人家的丫環們不認得他，罵他是個“臭小廝”，痛遭了一頓奚落。寶玉一生從未受人這般“待遇”，也是狼狽不堪，無以自處！

大約有些人對此就“抓”住證據了：確是天天甘受一群“毛丫頭”們的氣，一點兒“氣性”也無！書裡的傅家的兩個婆子，看到寶玉的形影，就如此評論的。可是，那些以“大男子漢”自居的“看官”們，單單忘了寶玉的“另一面”——他和湘雲最為親厚（實在對黛玉遠甚），但當湘雲偶因勸他去會見賈雨村，學些“仕途經濟”時，他立刻毫不客氣地說：“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去——我這裡仔細髒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並且批評說那是些“混賬話”！

請問：這是不是“剛性”、“氣性”、“原則性”？！難道我們要他對他誠敬憐愛的女兒們竟擰眉努目、吹鬍瞪眼，充什麼“男子漢大丈夫”的一派凌人抬己的臭架子不成？

我們應該“自我檢討”，懂不懂“濁物”這個名詞，是何內涵質素？別讓自己陷入“大男子主義”的庸俗坑淖中去。

竊以為，寶玉的兩“面”不同表現，可以和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先後合參對看，豈不饒有意味可尋？似乎沒有誰譏嘲魯迅是“沒有剛性”吧？魯迅與寶玉，自不宜“硬”比“強”拉，這原不待說，但畢竟在“各有千秋”之中還不無“相通”之處——這恐怕也就是魯迅對寶玉頗能理解，並大有讚賞之意了。這卻是十分重要的一箇中華文化和英雄人物的大課題，需要深研細究。魯迅當時“千夫”紛紛“指”斥圍攻，而寶玉恰好也是“百口嘲謗，萬目睚眥”，不是清清楚楚地令人憬然嗎？

然而那種“沒有剛性”的論調至今有唱和者。這就表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也是文化教養不同，各有其思維模式。不過，人又總有些“常識”，不肯冒犯“常規”——比方，評論一下說魯迅“沒有剛性”、“哪裡像個男子漢”……的高明者，大約是還不曾出現過吧？

賈寶玉和魯迅，都不是一下子、很容易、簡單地可以認識的人物。如果只用“好”、“壞”、“善”、“惡”、“正”、“邪”等等傳統道德觀念和“定義”來對待他們，結果弄清楚、說明白的“批評者”是不會很多的。

知人論世，談何容易。研芹論《紅》，又比知人論世“容易”多少？寶玉是個強者還是弱者？他對什麼和順、對什麼剛硬，是有分際有原則的，雪芹筆下，是寫得明瞭的，可惜，“接受美學”的關係，致使若干人看“反”了原意本旨。這當怨誰？如何解決？有待專家開方用藥，非細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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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玉——新型聖人（下）

如何稱得一個“聖”字？在某一領域造詣至高至極者就有資格。例如王羲之為書聖，杜少陵為詩聖，斷無第二人可奪其位置，即是真聖，即是實至名歸，萬人拜服，千古不易。依此而推，所以寶玉堪為“情聖”——正如雪芹堪稱“稗聖”一般。

寶玉是個情痴情種的最高代表。他的情，至大，至廣，至誠，至切，至深，至厚，至痛，至真，至善，至美。這是一顆無可比喻的人類心田、心地、心境、心靈。

他之所以不同於前聖舊聖而為“新聖”者，在於他的嶄新的價值觀已然超越了以往的社會人生的標準尺度，而達到了一個昇華至美、至大無名的境界。

我這樣說，可信否？

若嫌我人微言輕，就讓我拉一位名賢來作證，即《紅樓夢人物論贊》之作者塗瀛，其《賈寶玉贊》已給他定了位，贊曰：“賈寶玉，聖之情也。”這“聖”字是由他先定下的，非我妄擬阿諛之詞也。寶玉是“聖”者，但又不同於孔子孟子、玉帝如來，他有自己的、即新的“教義”和留下的“經典